简**地方史心得体会表达自己内心感受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一篇心得体会，优秀的心得体会，是条理非常清楚的，下面是小编为您分享的简**地方史心得体会5篇，感谢您的参阅。简**地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简**地方史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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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地方史心得体会篇1
1、古代西域界说。
标准答案：西域地名自汉代出现后，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及中亚、西亚、北非、地中海北岸及印度北部等地。狭义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葱岭以东，以我国中央及地方政权所管辖的地方。今天**境界，是近代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片疆土之后形成的。
2、新古器时代遗址分布状况。
标准答案：**已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有：哈密地区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雅尔湖、辛格尔;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天山北麓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伊吾、巴里坤及伊犁河谷;天山南麓的库车、巴楚、柯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博斯腾湖沿岸;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下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且末、民丰、于阗、皮山等地。从这些石器的型制、打制技术、品类、用途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的考察，与内蒙、宁夏、青海甘肃细石器文化相一致。当时人们由于居住的自然环境不同，有的以狩猎、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有的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相对定居。逐渐出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发生产品交换，与内地联系密切。社会形态由氏族制的母系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新石器晚期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3、原始居民种系族属及大体分布情况。
标准答案：**地处亚洲腹部，是古代中西交通孔道，也是历史上各种族、民族迁徙角逐和交汇融合的地方。由于自然、社会或战争的原因，一些种族民族迁来了;又因同样的原因，他们或者迁往它处，或者被征服，或者部分留下来与后来的种族、民族融合同化，成为新的种族、民族。就这样，东来西往，南迁北移，形成了**古代史上复杂的居民关系。
根据出土的古代人的骨骼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地为原始欧洲人类型，昭苏县土木墩墓为高加索人种的支系，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具有地中海东支类型特点，楼兰遗址东郊墓地绝大多数呈欧洲人种特征，天山阿拉沟墓地西方人种形态约占85%，但有明显的变异趋势，呈现俩种欧洲人种支系类型混杂现象，并有少量蒙古人种支系或两大人种混杂现象，哈密柳树泉焉不拉克墓地多为东方蒙古人种特征，兼有少量欧洲人种，二者的比例约为7：3。远古的羌人的居住区，自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下直达葱岭，小月氏、羌氏、苏毗与羌族共处或相邻。塞人、大月氏人、乌孙人自公元前6世纪后，先后活动在伊犁河流域。同时在天山南北还有匈奴人、丁零人、乌揭人、汉人等活动。
4、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标准答案：原因：公元前141年，刘彻即位皇帝，史称汉武帝。这时，汉朝内部稳定，社会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加强，汉武帝组织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因此，对汉朝来讲，制止匈奴的侵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总的历史原因。
其次是为了消除匈奴对中原北部边境的威胁，汉武帝除派军队正面进攻外，又决定联络大月氏断匈奴右臂，以彻底战胜匈奴。于是，招募自愿出使西域的人，张骞以郎应慕，使月氏。这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直接原因。
意义：张骞以高尚的献身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两次出使西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①由于张骞的出使，汉朝对西域诸国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交通路线有了叫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直接联系，从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②张骞通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丰富了两地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随着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尤其是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的屯田，是内地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逐渐在西域推广。③继张骞之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西域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接踵东来，丝绸之路由此而繁荣。所以，史称张骞是丝绸之路的拓荒者，是凿空
5、汉朝中央政府是怎样对西域进行管辖的?
标准答案：
①派遣官吏。西域都护是汉朝委派管理西域事务的最高官吏，都护的级别相当于郡太守，由中央政府任免。西汉先后派往西域的都护有郑吉等18人。都护任期一般为三年。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汉朝从公元前48年复置戊己校尉，级别同于都护，也有中央直接任免，其副职称为史。
②册封地方首领，颁发印绶。西域各地行政组织，仍然保留了国的称谓。其首领由中央任命原有的国王担任。西域都护代表中央直接行使对西域诸国国王和官吏的任命、册封、升迁、降罢、奖励、处罚等权利。汉朝颁发给西域各地方政权的首领和官吏的印绶为两种：一是金印紫绶高级官员佩带;二是铜印墨绶，级别较低的官员佩带。
③实行屯田。西域都护的主要职责是总领天山南北两道，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因此，屯田成为最主要的军事建设和生产建设措施。各地屯田士卒平时屯垦耕种，战时出征打仗。通过屯田，基本上解决了汉朝驻军和往来使者商旅的安全和食宿问题，密切了汉和西域各族的关系，加强了边防
④修筑烽燧列亭。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政府在西域各商道修筑了许多城堡和连绵不断的烽燧列亭，驻扎军队，执行军事任务和兼管交通。
⑤派遣侍子制度。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西域诸国国王遣子入侍者纷纷而至，以表示对中央汉朝政府的信赖。
⑥纳贡制度及宽抚政策。西域都护府建立后，纳贡被确定为一种经常的制度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各族实行宽抚政策，基本上不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
6、汉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原因是什么?
标准答案：原因：首先，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西域与内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如铁制工具和先进农耕技术如代田法等传入西域，有力地推动了西域的经济发展。
其次，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汉朝正式统一了西域，它使天山南北与内地联为一体。西域都护府在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组织西域社会经济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为西域各族人民发展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三是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不仅使西域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增进了西域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状况：
首先是屯田的发展。屯田是汉朝政府加强在西域统治的重要措施。汉朝政府在西域的屯田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早在公元前105年，为了解决细君公主数百随行人员的口粮问题，汉朝就派军队在乌垒屯田。公元前101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成立后，屯田地区不断扩大，屯田人员不断增加。屯田的发展，扩大了耕地面积，解决了军队和来往使者商旅的粮食问题。在物质上保证了西域都护府的正常运转，没有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从而赢得民心。随着屯田的发展，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传到西域，推动西域生产的发展。
其次是农作物种类增多。汉代，西域的农作物主要有粟、稷、小麦、大麦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有葱、蒜、黄瓜、胡萝卜、菠菜等蔬菜;有葡萄、核桃、梨、桃、石榴、杏等水果，还有苜蓿等饲料作物。
第三，水利工程的兴修。汉朝在西域大兴屯田的同时，也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渠道。考古工作者在不少地方发现了汉代渠道遗址。如沙雅、米兰等地的古渠道遗址等。
第四，畜牧业经济发达。畜牧业是汉代西域的主要经济部门。乌孙、大宛都有大批良马，号称天马。除马以外，还有骆驼、驴、骡、牛、羊等。
第五，手工业状况。手工业也是西域重要的生产部门，有金属冶炼业，其中冶炼业相当发展。考古工作者在库车、民丰、洛浦等地发现了汉代的矿业遗址。此外，还有陶器制造、毛纺织、皮革加工业等。
第六，商业的繁荣。商业贸易分为官商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各国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丝路的兴盛。
8、简要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政治形势。标准答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在匈奴和中原王朝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背景下，出现了如同春秋战国时代那诸国纷争兼并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七国对山寺的形势。这一时期，我国北方的鲜卑、柔然、高车、口厌哒等几个游牧民族在西域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争霸斗争。促成民族大交会大融合。
9、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民族大融合的特点及其意义。
标准答案;特点;①鲜卑、柔然、高车、口厌哒等政权在西域进行的一个多世纪的争战，引起了这一地区政局的大动荡，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应该看到，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促成了各民族间特殊环境和形式下的交往与交流。致市使这些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语言与风俗习惯诸多方面互相影响、相互吸收，甚至血统的相互混杂。这一切，导致了天山南北居民间一次自然的大融合与某种程度上的同化。②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明显的表现出铁了化的趋势。这个趋势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原与铁勒民族血缘亲近，或语言与风俗习惯基本相同的民族相互融合，如柔然、悦般、口厌哒基本上融合于铁勒族中，另一方面，非高车族人，如康居人、乌孙人、月氏人和部分汉人中的一部分，被逐渐融合于铁勒人中。
意义;①为9世纪40年代漠北回纥转移时主力西迁方向的选定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②为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化奠定了民族性的基础。
10、用充分的事实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这种管理意味着什么?
标准答案：①中原王朝向西域派出了行使了主权的官吏。如曹魏政权向西域派驻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西晋向西域派驻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前凉派西域长史。前秦派驻高昌太守，后凉派驻西域大都护。西凉派驻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北凉派驻高昌太守。北魏派驻西域校尉。②推行了中原的政令③册封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④西域地方政权向中央王朝派出质子入侍，这是中央对中央政府信赖的一种表示。⑤中央政府在西域直接实行中原的行政制度。如327年前凉在高昌设置郡县乡里。此外西凉和北凉也延续推行了这一套行政体制。
这种管理说明了什么?
a)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但在360多年中，中原王朝对西域的联系从未中断，没有放松或放弃对西域的管理权。
b)西域地方政权从总的趋势来看都不自外于中原，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这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表现。
简**地方史心得体会篇2
在《葛剑雄说城》新书分享会上的演讲
谈谈长沙古城的特点
——在《葛剑雄说城》新书分享会上的演讲（2022.10.28）
陈先枢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形态，是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的。中国和古罗马、古希腊一样，在氏族部落社会末期就开始产生了城市。
据考古发掘资料，从夏代开始，中国就有城市，迄今已有4000多年。《史记·世本》中有“鲧作城廓”和“禹都阳城”之说，鲧即夏禹的父亲；阳城是夏的都城。城、廓各有用途，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而且“君子居于城，小人狎于野”。夏商早期城市，城廓相联，城居高而不居中，既便于保卫统治者，又便于统治者逃脱。可见，中国早期城市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堡垒，这与西方的“城”一开始就与“市”相连是截然不同的。
据考证，长沙建城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当时楚国势力范围已达湖南。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灭罗国，迁罗国遗民由宜城至丹阳。楚文王时又将罗国遗民由丹阳迁到长沙北面75公里之处。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在此处发现罗子国城基遗址。这说明在罗遗民迁徙之前，长沙已有坚固的城池，才迫使素有勾结南蛮造反先例的罗人就范。在战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楚越对峙中，长沙是楚国南界对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从长沙春秋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可得到印证。早期长沙城出于军事目的而建是显而易见的。
罗子国城遗址 图源：湖南考古研究??
古代长沙城除具有中国城市的共性外，还有如下特点，这是长沙之所以为长沙的灵性所在。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长沙成为世界上城名和城址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少数城市之一。
“长沙”之名早于长沙的建城时间，大约已有3200年的历史，《逸周书》中所载“长沙鳖”乃是其时上献周王的贡品。说明长沙之地先有居民的聚落，然后才在聚落群基础上慢慢形成城、筑成堡。楚人“立国不居中”，建城充分考虑到城的实际效用，往往建在大山之下，广川之滨，易于解决水源问题。
长沙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史载各异。其中最流行的是星象说，古星象28宿中轸宿有一个附星名“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以长沙之地应长沙之星，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其实应该是先有长沙的地名，后有长沙的星名。长沙的真正含义“长”与“沙”这两种地理特征。
长沙位居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的长浏盆地，南挽衡岳，北接洞庭，西屏麓山、沩山，东展浏阳秀色，湘水穿城北去，自然环境天造地化。城东15公里的浏阳永安曾发现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是长沙最早人类活动的证明；城南20公里的南圫大塘文化遗址发掘出土距今7千多年的彩绘凤鸟和刻划太阳纹陶器，反映了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文化。
南圫大塘文化褐彩双耳陶罐残片
近半个世纪以来，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在宁乡频频出土，其中四羊方尊、人面纹鼎、青铜大铙等都被定为国宝，这些青铜器的来源至今还是我国古文化中的未解之谜。
长沙古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晚期开始，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方的重镇。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的长沙古城周围曾经发掘楚墓4000多座，出土帛书、帛画、毛笔、铜镜、兵器、漆器等大批精美文物，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是古代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证，战国时长沙城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东起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抵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西汉开国，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故城。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东起东牌楼、南阳街，西临太平街、西长街，南达解放西路，北止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
西汉时期，长沙成为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都城，马王堆墓和河西王室墓的发掘，发现了“黄肠题凑”的皇族葬制和大批简帛文献，证明了这一时期长沙城地位已有了质的提升。汉末三国鼎立，长沙为吴蜀争夺之地，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简牍就是吴国曾经治理长沙的物证。
长沙楚城，亦即汉初长沙王吴芮所筑“临湘故城”，虽“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独特，紧靠湘江，西临岳麓，东有平谷，水系发达，舟楫便利，南北有扩展余地。加之物产丰绕，气候宜人，故以“临湘故市”为中心，城市向四周扩展，到清前中期已“城池崇屹，甲于他郡”。
2006年立于五一广场的“汉临湘故城故址”碑（今无）
2000年间，长沙历经无数次兵燹之灾，但每历一次祸难，都能迅速在原地恢复其在湖湘地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先是津渡城邑的扩建，后为坐镇一方的王都，再就是唐五代马楚时再毁再建，每重建一次，城池又有不同的发展和变革，又为进一步发展打下新的发基础。
第二，长沙古城有着与北方城市完全不同的街巷格局
宋代，西濒湘江的长沙城已南扩至南门口，北至湘春门，东至浏阳门。明代，长沙已成为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商埠。绕城7公里的城墙开9座城门，城门入口排开9条正街，150多条横街纵横交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骨架。而明代长沙王城更是长沙城建史上的奇观，明代在长沙分封了10代藩王，王府依北京故宫形式，规模之大，占长沙城的一半以上。今五一广场一带即为王府的中心，东牌楼、西牌楼、八角亭、走马楼均是当时王城的建筑。
明崇祯《长沙府志》所记盐仓街、通泰街、织机巷、金线巷、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沿用至今。清代长沙，商业更趋繁荣，长沙、善化两县多次对长沙街巷进行修缮和改造。今日芙蓉区马王街、化龙池一带，天心区古潭街、太平街一带；开福区潮宗街、连升街一带尚存的老街老巷，其街巷走向、建筑布局、街道名称等，在明清两代即已定型。今日长沙城的中心地带仍是古代长沙城的中心地带，因此，长沙城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大遗存。
街巷格局受所在城市的地理环境、城池布局乃至风物民俗的影响和制约。长沙是一座山水之城，城墙的走向、街道的走向都是随山势、水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长沙的街巷不可能形成北方城市那种棋盘式格局，而是不规则的蛛网式格局。
从四面城门的数量差异来看，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的城门都不是对称的，没有形成“十”字形或“井”字形的中轴线。南面黄道门俗称南门，北面湘春门俗称北门，南门入口大街叫南正街，北门入口大街叫北正街，但南正街与北正街既没有贯通，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北正街大约向西偏离南正街50米。古长沙城东西方向也无贯通的主干道，西面四门入口大街小西门正街、大西门正街、潮宗街、通泰街与东面二门入口大街浏正街、小吴门正街更无法对接，而呈齿牙交错之状。
但是古人还是讲礼制的，在不受地理条件限制的地段，还是要讲南北中轴线对称的，还是有许多局部的“十”字形或“井”字形街道，因此在大蛛网内布满着小棋盘，只不过小棋盘之间无法对接罢了。在长沙东南部山峦起伏之地，更多的是曲尺形、“z”形、“s”形、“t形”街巷,颇有“曲径通幽”之感。
第三，长沙的“市”伴随“城”而生，早期长沙城便有较大规模商品交换，以致后来形成中国南方著名的商业都市。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的“城”便有了“市”的功能，这与楚国经济相对先进于诸国不无关系。其时楚之城市大多已成商业活动的枢纽，楚晋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长沙的杞梓、皮革曾大量输往晋地，因而有了“楚材晋用”的成语。楚怀王之弟鄂君昭阳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经常往返鄂州、长沙和广西全州之间。司马迁所言“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应是真实可靠的。
长沙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一是长沙楚墓屡屡出土天平和砝码，据1972年统计，出土有天平与砝码的101座楚墓中长沙占去85座。天平与砝码的出现，与金银成为商品有关。
二是在楚城中心之地的五一广场，近年频频出土高度密的古井，总计达百余口。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映证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商业的繁荣对古代城市建设的促进甚大，唐代诗人杜甫流寓长沙时写下的“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即是生动的写照。唐代长沙已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誉。
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长沙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城市，诗人张祁有诗云：“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其中便有长沙。宋代长沙县是潭州的治所，故长沙又有潭州的别称。北宋熙宁十年（1077），潭州商税达9.2万贯，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元代长沙是天临路的治所，明代长沙是管辖12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元明时期，长沙更趋繁盛。《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就有潭州。“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也是从这时流传开的。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
到清代，“四大茶市”之一、“四大米市”之一、“五大陶都”之一等美名更是接踵而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城市近代化正式启程。到1938年“文夕”大火之前，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享誉全国 ，长沙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
第四，长沙集“山水城市”和“文化之都”于一身，有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的底蕴。
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子洲浮碧江心，浏阳河曲绕郊外，湖泊星布，岗峦交替，城廓错落其间，唐代就形成山水城市风格。
唐代长沙铜官窑，对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釉下彩瓷器的发明树立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装饰等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者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因此其产品能远销东非西亚，与唐代名窑越窑瓷器相媲美。五代时马殷建立的小王朝楚国，以长沙为首府，不但留下了马王街、小瀛洲等一批街名，而且留下了开福寺等名胜。
名山胜景不仅孕育了长沙的丛林、福地，而且是文人骚客的怀念之所，成为长沙文化艺术发展的渊薮。屈原、贾谊、李邕、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杜荀鹤、姜夔、范成大、杨万里、袁枚等古代文学巨匠都曾“一为迁客去长沙”，为古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传世碑刻。
宋代长沙更是一座文化之都。公元1000年前夕创建的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全盛时期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建立最早的一座。南宋理学大师张栻、朱熹在这里讲学，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
清代以后，长沙名人之多，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成为长沙历史文化的主要特色。康熙三年（1664），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的省治。雍正元年（1723），两湖分闱，长沙单独设立贡院，从此，大批湖湘学子云集长沙。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先后有贺长龄、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陈天华等都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
长沙文化艺术方面的名人也是星光灿烂。长沙籍的史学家邓粲、欧阳玄、王先谦，书法家欧阳询、怀素、钱希白，文学家齐己、李东阳、冯子振，画家易元吉、齐白石，经学家易祓、王闿运，戏剧家杨恩寿、欧阳予倩、田汉等，更为名城增添莫大光彩。
第五，长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长沙能在政治上成为历代行政建制所在地的根本原因。
南宋学者王应麟从地理区位的辐射影响角度作了颇为中肯的阐明：“长沙，湖南之襟要，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拊连韶之颈背，东则顾赣之肘腑可抉，西下则黔贵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难以成席卷之势。”
长沙自古号称“湘岭要剧”，北控重湖，南倚五岭，东御章赣，西捍黔滇，是长江以南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重要战场。历代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驻节于此，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辖军队如唐代府兵、宋代禁军、元朝蒙古军、明朝镇兵、清代绿营兵驻扎之所，关系全湘之安危。自汉唐以来，长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00多年来，樊哙、马援、黄忠、关羽、华皎、李靖、马殷、周行逢、慕容延钊、潘美、张浚、岳飞、韩世忠、兀术、李芾、何腾蛟等名将大帅曾在此挥兵鏖战，展现了一个个壮阔的场面。
长沙又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必争之地或重要战场，晋代杜弢率流民曾攻占长沙，威慑荆湖；唐末黄巢大军一度攻克长沙，震动全局；南宋时，钟相、杨幺义军和红巾军均把长沙作为主要征战地区；明末张献忠大西军攻克长沙,雄据数月；李自成大顺军也曾在此联明抗清；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中，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攻城与守城的殊死拼搏。
在中国近代史中，湘军所向披靡，威振天下，有“无湘不成军”之誉。湘军以书生领军，却敢于“扎硬寨”“打死仗”，攻克天京，挽救了没落的清王朝。在清政府起兵收复**的伟大战争中，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榇出关”的乃69岁高龄的湘军著名将领左宗棠。
2000多年来，长沙作为疆域广阔的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的都城，作为湖南历代郡、州、道、路、府及行省的治所，是历代湖南地方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地。自秦汉以来的历史表明，长沙的治乱兴衰，事关全省大局，长沙治即全省安，长沙乱则全湘震。长沙为湖南重中之重，确为自古而然。
因此，历代朝廷对长沙的治理与安定都颇为关注，尤重长沙之选。自汉以来即有张仲景、孙坚、谢安、孙盛、陶侃、张邵、杨公则、褚遂良、李允则、李纲、张孝祥、朱熹、真德秀、魏了翁、辛弃疾、江万里、文天祥、季本、赵申乔、潘宗洛、刘墉、陈宝箴、黄遵宪、赵尔巽、谭延闿等历史名人，在长沙担任过太守、都尉、刺史、知州、都督、安抚使、提刑使、按察使、巡抚等要职，或为一代名将，或为当世名臣，或为一代循良，把长沙治理得井井有条。
第六，城市近代化的启动，使长沙成为极富朝气的城市。
19世纪末期，电灯、电话、电报等设施在长沙开始出现，标志着长沙近代化的开始。1897年，湖南第一个民用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设厂发电。次年，谭嗣同在《湘报》发表“论电灯之益”一文，热情赞扬使用电灯的科学之举，始出现电灯设备供不应求的形势。1904年，“长沙通商口岸租界条约”的签定，使外国商品和资本大量进入长沙。
20世纪初，一位日本摄影师在长沙拍摄过一幅完整的长沙全景照。这是一幅令人顿生苍凉雄健之感的晚清真实画面，它广阔壮美，气势宏大，展现出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更正：1910年长沙全景图
山川萦绕、古城墙怀抱中的长沙，平展而浩大，街衢纵横，阛阓相望，官衙、寺庙、园林、会馆、民居、公馆星罗棋布，显示出千古名城、湖湘首邑的宏伟气派。照片也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嬗变。作为军事防戍的城墙已显得残破不堪，甚至成为附近居民的蔬圃和牧场；远处灵官渡临江一带竖起了高高的烟囱，近代工业的烟雾开始在古城上空轻扬；而城内四处已出现风格殊异的西方建筑，长沙城已经迈入近代化的历程。
近代长沙城市建设的发展始于古城墙的拆除，1920年长沙市政厅发布“长沙市政计划书”，将铲平城垣列为第一要事，到1924年长沙古城墙仅存天心阁段。城墙拆除后，环城马路、中山路、黄兴路、蔡锷路等相继建设，使长沙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然而1938年，为抗日战争而起的一场旷世大火，天心阁、定王台、贾谊故宅等名胜都付之一炬，古城毁之七八。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逐步恢复，但许多建筑是以木条作骨架粉饰装修而成，城中比比皆是的棚户区诉说着长沙的历史沧桑。
自湘军崛起以后，长沙在历次政治风云中都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戊戌维新期间，长沙是全国惟一忠实推行新政的省会城市，变法失败，谭嗣同成为为探求中华富强之路而最早献出生命的改革先驱。辛亥革命，黄兴成为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领袖。武昌起义，长沙率先响应。
五四运动后的长沙，曾是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大革命时期，长沙是轰轰烈烈的两湖大革命的中心。其后，湘赣边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的号角在这里吹响，长沙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发源之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军民响应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焦土抗战”的战略，满含悲愤，自焚家园，为民族抗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紧接着日军三攻长沙，叠被重挫，使长沙更具英雄气慨。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长沙通电和平起义；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古城从此焕发青春，迈向辉煌。
简**地方史心得体会篇3
历史是我们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教科书。肃清双泛思想，必须要学深悟透用好**历史这个教科书，用历史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让历史发声，向双泛宣战，而《简明**地方史》适时出版发行，让我们手中多了一件与三股势力作战的得心应手的武器。通过学习，进一步筑牢本人识形态领域的高墙，树立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识，坚定了落实**工作总目标的政治立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学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实际行动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现就近两天初步学习《简明**地方史》情况并结合个人实际，谈谈思想认识，如有不到之处，请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历史不明，前路不清。身在**，必须要了解**历史。这本书，以极其简明扼要的讲述，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模样。本书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从汉朝西域都护府的建立、魏晋时期中原对西域的深远影响、唐朝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近现代历史风云等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详细阐述了**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用历史文物论证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现了**各民族文化扎根中华文明沃土而蓬勃发展的历史图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整体和部分，深刻理解**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一、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国家观。纵观历史，**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从来都不是东突厥斯坦，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什么东突厥斯坦国，这一概念是欧洲人杜撰的。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就是境内外三股势力将地理名词政治化，企图分裂中国、谋求**独立的政治工具。现在，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美丽**，共圆祖国梦想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自汉代开始，**地区正式成为祖国版图的一部分，至清代中晚期，包括**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被统称为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汉朝以后，虽然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对**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对**地区的管辖权。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正确认识**历史，正本溯源，认清三股势力的真实面目和严重危害，深刻认识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推动各项事业前进的必然要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职责。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民族观。**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进出**，都是**的共同开拓者，**历来就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和拥有的地方，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独有。在**民族关系的演变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隔阂冲突，但团结奋进始终是主流。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血脉相连的大家庭。千百年来，几十个民族在天山南北辽阔土地上生息繁衍、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就我们塔城而言，29个民族亲如一家，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让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天山脚下、塔额盆地，在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美好家园的斗争实践中坚守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定。事实证明，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歪曲历史、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要加强民族团结，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作为一名党员，我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誓与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暴恐分子斗争到底，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勇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保人，认真落实好各项维稳措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动摇，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发挥自己的作用。四、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观。**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历来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文化传入**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与伊斯兰文化没有同源关系。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各民族文化的历史经验，要依法坚定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沟通和认同。五、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宗教观。**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始终与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民族关系交织在一起。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泛伊斯兰主义错误思潮催生了宗教极端思想，是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邪说，必须坚定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一党员，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引导各族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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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地方史心得体会篇4
时间跳动于指尖，读完《**地方史》，似乎此时的自己已转眼间穿越回曾经的先秦时期。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开创;是汉朝统一西域及对西域的治理;是分散封闭到密切往来的转变;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相互促进;是**地区文化的产生;是原始宗教与外来宗教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们**统一格局的动荡与融合。后期，随着隋唐时期、五代宋辽金时期、元明时期、清朝时期、辛亥革命至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演练。我们大美**，必然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现如今，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离不开多民族的团结，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更加离不开多民族的共同努力。从公元前60年到公元2008年，从西域都护府到**人民政府;从匈奴帝国到**维吾尔自治区;从13个民族大杂居到55个民族小聚居;从一条古丝绸之路到多个国际通商口岸，从不可能变为可能。然而这一切的改变，宛如一位**姑娘那神秘并赋予韵味的**舞蹈，灿烂炫丽，婀娜多姿，并向全世界展示着我们这团结发展的大美**。历经每一个朝代的演变，经历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如今的**已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蜕变，在党与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幸自己生于如今的年代。曾经的朝代，做为后辈的我们，我们无权进行深度分析。但现如今的生活，却让自己得到了更加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发展，经常会听身边的爷爷奶奶们说起曾经的年代，几十年前，爷爷奶奶们前来**，建设**生产建设兵团，耕地发展农业，利用**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盖房修路等。听着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小举动，却如此伟大，也正是每一个平凡的点滴，为我们后代打下了稳定的基础。*****曾经说过：要想富，多修路。**做为我国一个较为偏远的地区，丝毫没有一点点怠慢。两城市之间的路途，从一周可以缩短至两小时。我明白，这离不开党与政府的正确决策以及有效实施正确方针，更加离不开我们多民族人民百姓的全力配合。这一实施，让那些遥远的地方不再遥远，让我们既有青山绿水，也有金山银山。因为有国家对**的支持与厚爱，因为有**政府的重要方针战略，因为有**多民族的团结努力，现如今的**，已成为我国的重要能源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更加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著名旅游胜地。这样的发展成绩，造福着所有的**百姓。有幸儿时从内地来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人民。各民族百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爽朗的笑声、幸福的生活、安定的环境，都足矣温暖每一位**百姓的内心。******说过：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我们青年干部或许只是广大戈壁中那一粒小小的蒲公英，但我们依旧愿意扎根于我们大美**，坚定着我们为**贡献的信念与梦想，为我们的家乡贡献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力量虽小，但我相信，每一滴水团结在一起，将拥有大海般的能量。
简**地方史心得体会篇5
编者按：文章立足中华视野和中华立场，从政治适应、文化融合、习俗接纳、观念认同四个层面，考察**伊斯兰教走向中国化的历史特点，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进程中虽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但由于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吸纳不足，导致中国化程度不深、基础不牢、进程缓慢。考察**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轨迹，对今后更好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经验和借鉴。
从历史上看，逐步走向中国化，是我国外来宗教发展的主要历史特点，我国**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除了短时期内通过武力等强制手段传播外，伊斯兰教为了生存发展，主动适应**地区的人文风土，不断与当地原有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进行调适、吸纳和融合，最终得以在**生根发展，不断走向中国化。
在考察**伊斯兰教不断走向中国化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政治、文化、习俗、观念四个维度去梳理其走向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一、政治上适应中国政教分离、政主教从的历史传统
中国传统政教关系是政教分离、政主教从，即宗教服从和服务于政权。这是中国宗教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的最重要特点，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伊斯兰教走向中国化的历史长河中沿袭传承。回顾历史，伊斯兰教是一个政治色彩较为深厚的宗教，其建立的政权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而回顾**地区历史上建立的喀喇汗王朝、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地方政权，不难发现这些政权都是政教分离而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斯兰教充当服从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政治上层建筑的角色。喀喇汗王朝时期穆斯林著作《福乐智慧》中明确表述：“典章法度都由自君主制订”、“国君天生就是社稷之主”。这充分表明，作为**地方政权的喀喇汗王朝，虽然把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来对待，但制度和法律由作为世俗统治者的汗王来制定，而不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实施统治。叶尔羌汗国时期，汗国实行宗教导师制。这一制度虽然凸现了宗教对世俗政权和统治阶级的影响力，但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还是分开的，在汗国内仍是王权高于教权。佚名的《喀什噶尔史》记载：“阿不都·克力木汗非常主持公道，每星期亲自出庭两次，他的一侧坐着喀孜和穆夫提，另一侧坐着维齐（宰相）和阿奇木······与伊斯兰法（沙里阿特）有关的案件，由喀孜和穆夫提来处理，而属于习惯法（阿达特）的事情，则由以维齐为首的异密们去处理”。显然，叶尔羌汗国仍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地方政权。叶尔羌汗国灭亡后，准噶尔汗国在南疆建立了阿帕克和卓统治。作为宗教领袖，阿帕克自然施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统治。阿帕克和卓虽然统治了南疆，而实际上他只是“为准噶尔办理回务”的代理人，所谓的“阿帕克和卓政权”并不是一级地方政权。在其后出现的所谓“黑山派和卓政权”，同样如此。
在失去官方宗教地位后，**伊斯兰教依然能处理好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表现出了适应不同政治环境的较强适应性。西辽时期，统治者推行各宗教宽容的宗教政策，各宗教地位平等。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首次失去一教独尊官方地位。伊斯兰教政治地位的变化，必然引起伊斯兰教内部的变化。有的地方出现了信仰上的动摇，“随着其他宗教的冲击和世风日下，那些入教不久、信仰不甚牢固的一些穆斯林，开始发生动摇，或是改信了其他宗教。”12世纪西辽著名穆斯林诗人玉克乃克在《真理的入门》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学者丢弃了善功，隐士舍弃了虔诚，哲人竟跳起欢快的萨玛手舞足蹈。禁止异教的人已经无影无踪，异端邪说却猖獗风行。”面对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伊斯兰教界随之调整策略，一方面主动与西辽统治者处理好关系，直接参与和协助西辽的统治与管理，不但为西辽统治者代收贡赋、监视民情，维持地方治安，有的宗教上层还跻身于西辽统治集团。宗教界还下令，各清真寺在礼拜时，以西辽统治者的名字念胡特巴（虎土白）。而星期五“虎土白”（胡特巴）念名，是伊斯兰世界独立君王称制的基本表现形式。以不信仰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名字念虎土白，这在世界伊斯兰教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清政府统一**后，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原则下，深入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为了体现中央王权权威和国家的统一，清朝在**大力推行《大清律》，明确废止了按照伊斯兰教法来处理死刑罪的规定。在嘉庆、道光年间，又编撰实施《回疆则例》。除此之外，还采取了禁止阿訇干预政务、禁止“查经议（治）罪” 等有力措施，显示了清政府实行政教分离的坚定决心。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对清政府法律的服从和适应，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化方向。
二、文化上融合当地社会文化传统
伊斯兰教的传入，是**历史上思想变革和意识形态冲击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事件。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它与**地区本土文化既有冲突对抗，也有吸收融合。《福乐智慧》中深含的“不仅有操突厥语诸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还有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古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等。”另外该书也谈到了如何对待星占士、圆梦者、喀木等问题，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多元性的状态。另一喀喇汗王朝穆斯林著作《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前伊斯兰时期的宗教术语及与此相关的民谣、格言，如喀木、念咒、占卜、和尚、护身符等。再如，虽然当时伊斯兰教已传入100多年，但书中依然延用了当地旧宗教中的最高神“腾格里”来称谓伊斯兰教的唯一神，以当地语“弄干净”来取代阿拉伯语的专有名词“割礼”。“毋庸置疑，直到11世纪中后期，喀喇汗朝的穆斯林仍保留着许多旧宗教的观念，伊斯兰教以前的一些宗教还处于活动之中。”也正如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所说：“每一个民族之了解伊斯兰教，必定掺杂着本民族许多古代宗教的传统；每一个民族了解伊斯兰教的术语，必定模拟它，使它近似自己的宗教术语。”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了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当地原有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吸纳态度。
音乐歌舞是当时**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伊斯兰教正统派来讲，却是反对音乐歌舞的，特别是反对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辅以音乐歌舞。但苏非派传入**后，并没有禁止当地音乐，反而在修行活动中融入了音乐。这一主张极大推动了当地社会世俗音乐的发展，产生了经典艺术代表作《十二木卡姆》。同样这一主张也为苏非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将十二木卡姆的有些曲调和诗歌用来作为苏菲修行活动的仪式音乐。
宗教建筑艺术也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走向中国化的特点。伊斯兰教传入**后，清真寺一直采用当地平顶民居式建筑模式，至今尚未见到关于**伊斯兰教早期有阿拉伯穹顶式清真寺的记载。就是在今天，南疆广大乡村的清真寺仍保留着平顶民居式样的传统。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伊斯兰教对当地建筑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适应性。19世纪中后期，中亚浩罕汗国人阿古柏入侵**后，为了实现利用伊斯兰教控制压榨广大穆斯林的目的，才新建扩建了以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邦克楼、阿帕克和卓麻扎为代表的阿拉伯拱顶式伊斯兰教建筑。20世纪初，沙俄驻**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到喀什噶尔时，对当地清真寺还仍有这样的描述：“甚至清真寺建的也不华丽，同是草泥砌成，平顶和民房一样，只是面积大的多。”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喀什噶尔的清真寺主要还是平顶民居式样。由于地震及战争等因素，阿古柏修建的艾提尕尔清真寺邦克楼、阿帕克和卓麻扎建筑群受到很大损害，已引不起这位沙俄领事的注意了。1773年，经清朝乾隆帝御批专款的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建成，这是**地区维吾尔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样的清真寺。如今仍可看到当时清真寺的宣礼塔。在清朝后期，随着内地回族穆斯林的迁入融入，乌鲁木齐、哈密、伊宁、乌什、昌吉等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中国传统宫殿式清真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伊斯兰教在建筑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接纳。
三、习俗上接纳原有风俗习惯和旧有宗教成分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教义中是禁酒的。**各民族历史上都有饮酒习惯。伊斯兰教传入后，这一习惯没有杜绝而是保留了下来。**地区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喀喇汗王朝就专门设有侍酒官一职。《福乐智慧》中还设有专章（第37章）论述侍酒官应具备的条件。《突厥语大词典》中也谈到酒和酒具，并收有一首描述饮酒的四行诗：“一壶细长似鹅颈，一杯美酒亮如睛，驱尽心头忧和愁，但愿长醉不愿醒。”叶尔羌汗国时期，王宫贵族饮酒较为盛行。据《中国**地区伊斯兰教史》称，这一年（1522年），叶尔羌赛德汗因纵酒过度伤了身体。另据《编年史》载：“回历1045年的一月，在汗城叶尔羌，速檀穆罕穆德汗出了这样可怖的事件（指饮酒过度而死）。”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伊斯兰教对当地社会生活饮酒习惯的适应。
对伊斯兰教正统派而言，麻扎朝拜也是禁止的。但受苏非派影响，麻扎朝拜却在**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特征。麻扎朝拜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并一定程度上被神圣化，除了受苏非派影响外，“**的麻扎朝拜与本地区原有的祖先朝拜和原始宗教信仰有一定渊源关系”。在朝拜活动中，可清晰看到祆教、萨满教等以前所流行过的宗教的影响。如，在朝拜麻扎时，有人在土块上刻个窝，里面放上火籽，点燃后放在麻扎周围，这显然是祆教拜火习俗遗留。而社会影响大的麻扎，周围密密麻麻插满树枝，上面挂的装饰物琳琅满目，有小旗、牛尾、羊角，或用麦草等填充起来的整个羊皮，间或挂有各种形制的铜、铁、或木刻花饰，以及用各色布缝制的菱形、三角形小串，附近的灌木层绑满了碎布条。1874年英国学者依莱阿斯游览阿帕克和卓麻扎后，在他游记里记述：“圣墓的标志是四根高柱上，上面装饰着牦牛尾和带有阿拉伯经文的旗幡，还有从附近山中找来的大羚羊角。”林则徐曾亲见麻扎朝拜的情形，对此他还产生了疑惑，即“不从土偶折腰肢，长跪空中纳祃兹（礼拜）。何独叩头麻乍尔（麻扎），长竿高挂马牛氂。”历史上每逢肉孜节、古尔邦节，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就有集体跳萨玛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不少地方在麻扎朝拜结束后也有跳萨玛舞的传统。这种舞蹈与萨满教巫师的跳神动作十分相近。由此可见萨满教对麻扎朝拜的影响之深，**宗教研究专家马品彦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萨满教崇拜”。再如，在上世纪80年代库车县的女巴合西在跳神时，其舞蹈动作中有合十、莲花手等舞姿，与维吾尔族民间舞蹈的手势是大不相同的。合十、莲花手等舞姿均为佛教壁画中的舞姿，是佛教的遗留物。哈萨克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后，不但容许萨满教继续活动，而且还允许他们采用伊斯兰教的形式。如萨满教在举行天旱求雨仪式，或牲畜发生疫病举行拜火仪式时，除了按照古老的传统进行之外，都要在两棵树之间，用一根绳子把《古兰经》高高挂在下面。萨满在诵念祷文或祝词时，末尾都加上伊斯兰教唯一神的名字。
从传统节日看，诺鲁孜节是原波斯国教祆教七大节日中的第一个节日，也是最重要的节日。节日定在每年公历3月21日，波斯语为“春雨日”“迎春节”，相当于中国传统的 “春节”。伊斯兰教传入后，这一节日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维吾尔、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六个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重要节日。林则徐有诗记载，“海兰达尔发双垂，歌舞争趋努鲁斯（诺鲁孜）。”生动描述了当时人们庆祝诺鲁孜节，苏非唱歌跳舞祈求丰年的场面。
伊斯兰教对妇女穿着的限制与要求是一贯严格的。但在**这个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区，伊斯兰教关于妇女戴面纱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也表现了地域化特色，这是中华文化包容宽容品格在**的真实体现，这一现象也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少见的。19世纪中叶，沙俄军官乔汗·瓦里汗诺夫在《喀什噶尔》中记载，“在这里，伊斯兰教要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宗教狂热有所收敛。妇女享有自由。这一现象是其他穆斯林国家不曾有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他亲眼目睹那里妇女地位的优越感，“黑色或白色的掩面的纱亦是城市妇女不可缺少的装束。不过妇女披上这种恰得纱完全是一种美容增色的打扮，她们的脸总裸露在外”。19世纪末沙俄探险家别夫佐夫在考察喀什噶尔时也发现，“在较为繁华的村镇的妇女并不戴面纱，而那些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从来就没有遮过脸”。他当时也是非常感叹，“在阿古柏时期在喀什噶尔严格遵守的穆斯林妇女要戴面纱的这一习俗，现在也开始常常被违反，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全部消失”。另外在库尔勒他也看到了那里的妇女，“除特别虔诚的老人外，一般都不再掩盖自己的脸面而且自由地参与男性社交活动”。
四、观念上形成国家意识和爱国观念
在中国化进程中，**广大穆斯林的爱国情怀和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升华。喀喇汗王朝的可汗一直认为是中国人，汗的名字前面则习惯冠以“桃花石”的称号，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中国地方政权的国王，他们的王朝是中国的地方王朝。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也提到“桃花石”，对“秦”作出解释，即“桃花石。‘马秦’国之名。这个国家距秦有四个月的路程。秦原来分作三部分：第一，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之为桃花石；第二，中秦，被称之为契丹；第三，下秦，被称之为巴尔罕，这就在喀什噶尔。但是，现在认为桃花石就是马秦，契丹就是‘秦’。”这一论述“朴实地反映了喀喇汗王朝的‘中国意识’，极为难能可贵。”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祖国边疆的**也遭到了外来的侵略压迫。1865年，阿古柏入侵**，进而实行了13年的反动恐怖统治，致使各族人民陷入sshr之中。广大穆斯林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奋起反抗，积极配合清朝中央政府驱逐入侵势力，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壮举升化了包含广大穆斯林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全疆各族人民奋力支援全国抗日前线，在抗战初期捐款购买了10架命名“**号”的战斗机参加了武汉保卫战。1938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关键时刻，**伊斯兰教界代表人士马良骏多次发表抗战演说，宣传“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同仇敌忾地讲“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七十岁老朽，我愿率领全疆的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1943年，**又开展了“一县一机”运动，天山南北包括广大穆斯林在内的各族儿女超额完成任务，一年中全疆共募集537万元，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的一倍多。维吾尔诗人黎·穆塔里甫（1922-1945）也以一首《中国》激励着**各族人民为拯救祖国而英勇斗争，“中国！中国！你就是我的故乡！”总之，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斗争中，**包括广大穆斯林在内的各族人民表现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五、结语
通过对**伊斯兰教走向中国化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四点重要启示。
第一，我国宗教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和内涵。从考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来分析，历史上**伊斯兰教走向中国化主要特点有四个方面：即政治上服从当时政权的统治管理、文化上融合当地文化、习俗上接纳当地社会习俗传统、观念上认同中国大一统。
第二，交融共存是**宗教关系的主流和特点。自16世纪以来，伊斯兰教虽然在**地区一直居于主要宗教地位，但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传统，在走向中国化过程中，与其他宗教和谐共处，继续保持了多教并存的历史格局，继续保持了与其他宗教互相融合吸收、尊重包容的关系，使得自身一开始就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上，实现了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
第三，与所处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趋势，它是所处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宗教实现自身发展、维护自身利益的内在需求。对此，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也曾指出，一切宗教都必然要适应实际的生活状况。**伊斯兰教在发展历程中，也曾走过曲折道路，但它能主动自我调试，主动适应所在社会，不但没有被社会所淘汰，而且成为了恩格斯所讲的“适应时势的宗教”，实现了正常有序的传承发展。**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则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宗教的发展由社会发展所决定；只有结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才能找到宗教的发展规律”。
第四，逐步走向中国化是**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中国现有五大宗教中除道教外，都是外源型宗教。但无论内生还是外源，都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逐渐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不断中国化，成为中国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才形成了区别于原产地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具有了中国禀赋、中国特质、中国品格。但也要清醒看到，由于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吸收不够，**伊斯兰教中国化程度不深、基础不牢、进程缓慢。尤其是当遭遇宗教极端、“沙化”“阿化”等去中国化逆流冲击时，原有中国化成果容易出现倒退。前些年在**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第三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的科学论断，为**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在原有中国化历史基础上，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着力在深层次、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确保**伊斯兰教沿着中国化方向实现健康发展和健康传承。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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