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86年就指出，“史学史的工作，是一个很艰巨的科学工作。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的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还认为，“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
白先生的论断很有前瞻性。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虽然在某些领域已经获得较为突出的进步，但整体上仍然属于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科学工作。下面，我主要就藏族史学以及藏族史学史方面的研究及其成就做简略的总结，同时根据藏族史学的研究状况，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谈一点浅见。
藏族史学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56个民族中，藏文历史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文历史文献。藏族史学产生的时间不晚于9世纪，在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吐蕃文献中，就有当时吐蕃官方编定的历史著作。从这些文书看，当时的吐蕃史学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史书的编撰原则和方法，而且还有特别的史学观念作指导。从吐蕃王朝开始后的一千多年，藏族史学经过长期不断的积累，发展出独具风格的史学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既有相关的理论，同时还具备一整套撰述历史的实践手段，且世代沿袭，成为传统。
对于藏文历史文献及藏族史学的研究，历代藏族学者都曾进行过理论探讨，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总结。在我国，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藏族史学的研究，最先是从文献和史料的抢救、出版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于民族史以及民族史学比较重视，有关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发掘、抢救、保护、整理和出版很早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经过各方努力，藏族古籍和历史档案得到较为全面的保护和抢救。据初步统计，现在经过搜集并得到确认的古代藏文历史著作约有2100多种；到目前为止，经抢救整理出版的藏文古籍至少已有500多种，是藏文史籍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中诸如《娘若教法源流》、《第吾宗教源流》、《第吾史记》、《汉藏史集》、《奈巴班智达教法史》、《安多政教史》等都属于孤本或濒临失散的本子，而像《苯教源流》一类几乎绝版的书籍也被整理出版，这些工作不但是保留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大功绩，也为更多的人投身藏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藏族史学研究，伴同藏文文献和史料的不断发现而得到较为全面的展开。总体看，现当代我国藏族史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在注重传统史学理论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研究的新思潮、新方法被广泛用于历史写作和研究中，产生了众多论著。历史研究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即历史为现实服务、使学术研究发挥其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中的特殊作用。
半个世纪以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藏族历史的成果较为丰硕，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西藏历史的第一部藏文著作即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对藏区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后，汇聚国内藏学名家、历经多年努力完成的《藏族简史》于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国内的藏学研究发挥了相当广泛的影响。1989年，由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主编及诺章·吾坚、平措次仁参加编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文版正式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当代藏学的突出成果。类似这种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有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1980)、《西藏佛教史略》(1981)、黄奋生编著的《藏族史略》(1985)、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陈庆英和丁守璞主编的《蒙藏关系史大系》系列丛书(1998、2001)、陈庆英和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2003)等等。
第二，在经历了长期的学术发展后，藏文已不再是藏族史学的唯一表述文字，在国内，藏文、汉文成为史学(包括整个藏学)的主流语言，国外则还有英文、意大利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其他文字，这都有利于开展更广泛的、多民族的学术交流。
藏学包括藏族史学的学术研究，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都是藏族学者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研究和写作，但这种局面在近现代随着新藏学的兴起，并成为一门“显学”而发生改变，汉语文的论著越来越多。藏学和西藏历史研究使用非藏语，对于带动藏学进行广泛的交流、促进更多的人加入藏学和藏史学的研究队伍是有很大益处的。当然，从阅读群体来说，运用汉语文写作的藏学论著会赢得更大范围的学术回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像历史、宗教、文学、哲学等比较深层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运用藏语文也非常重要，毕竟一个民族语言中的一些概念的内在意义只有靠本民族的语言才能解释得明白无误。所以在今天，藏学研究除了继续使用汉语文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以外，藏语文著述也越来越被提倡。近年来的一些史学论著同时拥有汉文与藏文版本，是比较好的做法。
第三，优良的史学传统得到继承，并在不断创新。在新时期，运用新方法、新观点、新思维研究藏族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继承传统史学的优点和精华所进行的历史写作和研究工作也得到鼓励和提倡。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的藏族老知识分子立足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传统，写下了不少堪与传统史书相媲美的作品，比如藏族学者才旦夏茸撰写的《藏族历史年鉴》表现出作者细致、严谨、详实的治学方式，对于西藏历史进行了线索清晰的叙述，是一部对传统有较好继承的藏文新著史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藏族史学研究可谓进入到学术丰产期，目前中国藏学中心历史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级重大项目《西藏通史》的编撰已按计划进行，已经启动的国家级专项科研项目、由西藏社科院牵头组织的《藏文文献古籍编目》、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牵头的《西藏通鉴》等也在顺利进行中。这些大型史学研究项目在全部完成后，会对新时期藏族史学有全新的展示。
藏族史学的研究必将带动学术史研究朝纵深发展。1988年，王尧和沈卫荣发表的论文《试论藏族的史学及藏文史籍》可谓是运用现代史学理论研究藏族史学的最早的专门成果，对藏族史学研究起到了较大的启发作用。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如东嘎。洛桑赤列、陈庆英、恰白·次旦平措、黄布凡、黄文焕、王沂暖、多识、浦文成、巴桑旺堆、王继光、才让、索南才让等在对藏文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评述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为史学史研究铺好了道路。
近年来，笔者以及几位同事也在藏族史学史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先后发表了《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
国藏学》2002年第2期)、《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论文，并完成专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此书运用现代史学理论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藏族传统史学体系进行了总结，并初步构建了藏族史学史研究的框架。笔者认为，当前藏族史学史的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要充分借鉴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理论，运用现代学术理论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在历史史料学、历史编纂学、民族史学理论与思想等方面加强研究。
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史料学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层次。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史料学研究目前还很薄弱，尤其是对于史料的理论分析以及史料分类、使用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的课题要做。
历史编纂学主要研究史书撰写和著述的体裁、体例、结构、文风、笔法以及史家个人学养、史家同史书的关系等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的出版，无疑属于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当然，目前我们在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研究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对藏族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体裁、体例进行细致的探讨和总结方面虽有一些研究，但争论性的探讨相对较少，对于传统史学的编纂学也没有深入的发掘。今后这必然是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少数民族史学理论和思想方面，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仅仅存在口传历史和口述史(口碑史)，对于这类历史我们还不太能够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虽然拥有文字并留下许多古代文献，但目前从史学专业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远远不够，甚至有些民族语文文献至今仍无人涉及。就藏族史学理论和思想看，藏族史学拥有自身的传统，虽然藏族学者在学术上讲求“述而不作”、“叙而不论”，但在长期的撰史实践过程中，也总结出一些理论和思想，比如传统的藏文传记的撰写，就要遵循一种“传规”理论，这种理论同佛教传统的“五明”学术体系相关，对藏文传记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其深入探询和研究，无疑能使我们充分认识藏族传统史学理论的内涵，于其他少数民族史学(比如蒙古族传统史学、彝族、纳西族史学)也具有借鉴意义。
瞿林东教授在2007年9月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上所致开幕词中说，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所谓少数民族史学是指那些记叙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字，不论其出身何民族，采用什么文字，使用什么体裁，均可称为少数民族史学”。无疑。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同用汉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史料具有同等重要性，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要注重不同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结合藏族史学史的研究现状，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确要建立在史料学的基础上。当前，许多少数民族历史文献都得到整理和出版，诸如蒙古文、维吾尔文、彝文、纳西东巴文、傣文等少数民族文献在整体和数量上都已经达到可以进行史学史专业研究的程度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期条件。
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方向看，史学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学术体系上的反思和构建性的理论学科，研究全民族的史学史，应根据我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不同状况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那些拥有本民族文字并且拥有专门历史著作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彝族等，可以结合其民族学术传统，运用现代史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历史学学术史研究；而那些不具备文字、仅有口传历史的民族，主要采用多语言多学科的研究，从中整理和挖掘有关的历史意识、观念等，以作为中国全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比照和参考。
在理论方法上，要充分重视各少数民族传统的学术理论，许多少数民族学术理论具有很强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比如藏族和蒙古族的史学理论同佛教理论结合紧密，其有关历史的意识和观念都偏向宗教世界观，对于这种特点，我们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并从一个更为宽广的学术视域来看待这些传统，充分借鉴现当代史学理论来进行研究，才会给予公允的评判。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中一个宏大的组成部分，需要研究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和合作，需要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其整体框架，这个工作艰巨且需深入、细致。我们相信，伴随着学术的发展，今后会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其中，在这个学术领域取得成果、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