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意义上的陕北，区域广阔。北面，辽阔的鄂尔多斯草原上，曾经崛起过无数马背上的民族，耀日夺目的军刀，伴随着雷鸣般轰响的马蹄声，一次次越过蜿蜒曲折的长城，一路南下，成就了多少帝王将相的伟业，留给汉民族几多惊悸、几多颤栗！南方，莽莽苍苍的黄龙山，横亘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之间，虎豹豺狼神出鬼没，黄龙猎鼓喧天震响，至今保留着蛮荒本色；西面，子午岭纵贯南北，宽阔笔直的秦直道，是始皇大帝为陕北划定的西部边界吗？东方，气势雄浑的九曲黄河撕裂了黄土高原，形成狰狞的晋陕大峡谷，使“走山西，过黄河”的陕北民谚具备了真理的属性。壶口的轰鸣，乾坤湾的神奇，为陕北大地增添了无数原始、古朴、神秘的色彩。
文化陕北的版图，则是另外一副面孔。东方的黄河不必言说，北面的长城也界限分明，而子午岭和黄龙山就值得商榷了。
先说子午岭吧！子午岭以西的陇东庆阳、环县等地，虽然现在属于甘肃省，但长期与陕北为同一地理单元。唐宋时，陇东与陕北就是一体。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起陕甘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陇东专区，阎红彦、贺晋年、马锡五等陕北名人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丰功伟业。因此，文化陕北的西部边界，理应从子午岭再往西延伸。至于宁夏的盐地，和陕北定边、靖边、安边三边地区更是水乳交融，从风土人情到地形地貌都别无二至，自然也应划入陕北的范畴。
黄龙山则仅是地理上的边界，文化意义上的陕北南界则要内敛得多。如果以210国道为轴来划分的话，准确的界限应该是甘泉道镇。实际上，道镇以南的富县、洛川、黄陵，应该和八十年代初从延安分出去的宜君一样，基本是关中文化影响的区域。
从文化角度这样划分陕北，相信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因为，从语言风俗、人情世故等构成文化的各项要素来看，道镇正是一个临界点。事实上，富县以南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把甘泉以北叫“陕北”。说不清这种叫法已经流传了多少年。
第一次听富县人这么说，还是在二十年前。那时，初涉人世的我对此很不服气：你不也是陕北人吗？随着年龄渐长，从陕北走到关中、陕南，我的足迹踏遍三秦大地，才终于理解了这个叫法的准确性。
富县的行政区划虽属陕北，但文化传统却完全受关中影响。富县以南，说话是关中腔，饮食也以关中人喜欢的面食为主，家庭主妇可以做出花样繁多的面食。婚丧嫁娶也和关中大同小异。陕北则因自然条件的限制，没有大平原，不能广种小麦，山坡梁峁上适宜生长品种庞杂的五谷杂粮。因此，陕北人的饮食结构中，以主食的花样繁多而见长，副食则相对较少。小米盛产于陕北，也见爱于陕北。到了关中，只能喝玉米糁了。人情世故的区别更是明显。道镇一位朋友对此有堪称精辟的总结：道镇以南，地皮肥而人情薄；道镇以北，地皮薄而人情重。相比之下，陕北最南端的甘泉，应该是最好的地方。在贫瘠的陕北大地上，洛河川的富饶，构成了地皮之肥；相对于人情淡薄的关中道，甘泉人身上更多体现了陕北人热情好客的禀赋。因此，甘泉洛河川是陕北唯一的地皮既肥、人情又厚的风水宝地。
机缘凑巧，我在甘泉呆过几年，对此感受最深。甘泉人之热情好客实在罕见，只要有朋友来，不管亲疏远近，总要美酒大肉相待。汉人之豪饮，莫过于陕北；陕北人之豪饮，莫过于甘泉。有道是：“甘泉醉汉满街转”。
历史上的陕北，一直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结合地带，遗风流传至今，尚可找到许多证据。仅从喝酒吃肉而言，可以说，整个华夏大地，除过少数民族，汉人中，还有哪个地方这样喝酒吃肉？你看，陕北人吃羊肉，是把整只羊炖着吃。甘泉最好的一道菜叫“红烧带把肘子”，那哪是汉人的吃法？那么一大块猪肉，就那么肥腻腻的端上来，这哪是吃肉，简直是在考验你的胆量！湖南人毛泽东在陕北一呆十三年，最喜欢吃红烧肉。而在陕北人眼里，毛家红烧肉只是“肉丁”而已，只配做“臊子”。近几年，毛家红烧肉红遍全国，传到陕北后，肉块变得又大又肥。
饮食如此，戏曲又怎样？关中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秦腔一吼两千年，留下无数经典戏剧。陕北长期处在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地带，远离汉族政治文化中心，保留着更多原始古朴的风格。陕北没有成熟完整的剧种，代表陕北文化的信天游、陕北说书、陕北道情都还在原始阶段，陕北秧歌是在边区时代，经过鲁艺一批天才艺术家的加工改造、去粗取精后，才变得稍微成熟一些。关中道的男女老少，几乎清一色是秦腔迷；陕北人的喜好则五花八门。富县、洛川、黄陵是秦腔，黄河岸边的宜川、延长、延川、清涧、吴堡、佳县等地则是山西晋剧、蒲剧的影响范围，而陕北腹地更是千差万别，至今没有统一的戏曲爱好。陕北秧歌之所以风行全国，主要是政权的影响，反映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时的民心所向，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陕北文化的辐射放大功能所致。
陕北民歌在全国影响之大，在汉族中绝无仅有。国内音乐界将全国民歌分为五类，属于汉族的只有陕北信天游，其余四类则是内蒙、西藏、**等完全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汉民族中心地区似乎总在有意无意间，把陕北也视为“少数民族”——汉族的“少数民族”。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事实上，汉族的民歌种类也有许多，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恐怕只有陕北民歌。别的，只是地方民歌，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传唱而已。今天的陕北人一出陕北，哪怕只走到西安、关中，遇到热闹场合，总被要求唱段陕北民歌。在外人眼中，陕北是民歌的海洋，民歌的世界，陕北人没有不会唱民歌的。相信许多陕北人和我一样，曾经有过这样尴尬的时刻吧？
毫无疑问，今天的延安是陕北地区的中心，但历史上并不如此，起码榆林、绥德、富县都可以和延安分庭抗礼。隋唐时期，富州是陕北的统治中心，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尉迟恭就担任过富州总管，诗圣杜甫也在这里写下许多千古传唱的诗篇。富县保留的隋唐遗址之多，为陕北各县第一。今天，如果单从交通和地形条件而论，富县比延安要优越得多，更有资格成为陕北的中心地区。农业文明时代，有“小江南”之称的富县足以成为地区统治中心，但在工业化和信息时代，太过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它无力承担地区中心的重负。即使作为交通中心，其能量也没有完全释放。明清时期，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榆林，交通、商业中心则是绥德。明清两朝，榆林始终是九边重镇之一，榆林稳定，整个陕北就稳如泰山。今天，榆林仍然是陕北的文化中心，陕北文化的所有内容，都在榆林保留着完整的形态。从陕北地图上看，有两纵两横重要的交通线：210国道和西神铁路纵贯南北，305、309两条国道横贯东西，形成绥德、富县南北两个交通枢纽，注定绥德成为陕北的交通中心。依托交通条件，旱码头绥德成为陕北的商业中心，至今依然。和榆林、绥德相比，延安有许多移民城市的特征。
延安取代榆林、绥德、富县成为陕北中心城市，首先应归功于谢子长烈士，而毛泽东则是最大的功臣。1934年，谢子长回到陕北，和郭洪涛、贺晋年、马明方等组建了红27军，创造了陕北根据地。随后，刘志丹和红26军主力从陕甘根据地过来，共同打下陕北红艳艳一片天。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和偏远的陕甘根据地相比，离全国的政治中心更近，更容易造成全国性影响。在此基础上，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到陕北后，把延安发展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一，从根本上奠定了延安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出发，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延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陕北的中心城市。
对今日陕北社会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回乱”，即今天官方史书上所说的“陕甘回民起义”。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历史事件对后世影响很大，但那毕竟太遥远了，久远的时间将曾经发生的一切稀释得几乎看不见。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太过荒诞，产生于洪武时代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祖先崇拜，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今天已经模糊得让人无法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回乱”对陕北这块苦难的土地所造成的痛彻骨髓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清晰。那是怎样一个血洗的世界呀！翻开陕北任何一部县志，那个时代杀人如麻的记载史不绝书。各地县志“军事志重要战事”中，每个历史时期的战事各不相同，惟有回乱时各地皆有激烈战事。回民杀汉人，汉人杀回民，后来左宗棠率湘军来陕北平乱，乱民也杀，良民也杀，南杀到北，北杀到南。终于，“乱”平定了，人也快完了。几年战乱，陕北大地赤地千里，人口锐减。延安府和绝大多数县城里，户口十不存二。人口大量外逃，躲进深山拐沟，人烟稠密的川道地区变得荒无人烟，繁华市镇成为久远的记忆。直到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时，城内只有一千多户、三千多人，仅是我所居住的小区的人口规模。1942年春，王震率359旅开进南泥湾时，偌大的南泥湾川里，只有一户人家。而在同治以前，这里人烟稠密，市镇繁华。“回乱”对陕北的影响，直到今天，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能找到许多证据。陕北人爱用“回儿子”一词来形容某个小孩心硬手狠，这只能是“回乱”后才出现的词。我接触过许多老年人，了解到陕北许多姓氏的历史，包括我自己，最早的前辈，只能上溯到同治时期。
遨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发现，陕北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年代，共有三个时期：一是北宋，一是明末，一是陕甘宁边区时代。影响最大的，自然是边区时代了。
北宋时期，宁夏一带的党项族崛起，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和宋王朝分庭抗礼，陕北遂成为汉族抗击西夏的第一线阵地。这时的陕北，战争频繁，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星光灿烂。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纷纷登台亮相，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韩琦、范仲淹设帐延安，运筹帷幄，“一范一韩，泰山北斗”；狄青开始了从黥面小卒到统军大将的传奇一生；沈括发明的“石油”一词今天“大行于天下”。这时的延安，频频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一曲《渔家傲·塞下秋来》成为千古绝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王进就在延安；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的大小种经略相公——种师道、种师中兄弟，戎马一生，主要活动在延安。随后，女真的铁骑踏过黄河，北宋王朝寿终正寝。宋高宗赵构跑到南方，依靠西北边兵边将的力量，建立了偏安的南宋小朝廷。南宋开国四大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其中就有是两位土生土长的陕北人——绥德人韩世忠和志丹人刘光世。事实上，从北宋开国到南宋前期，在长达二百年时间里，朝廷最精锐的武力，一直是以陕北为中心的边兵边将。在民间中国发生过深远影响的杨家将，创始人老令公杨业是神木人，神木“杨无敌”名震天下；夫人佘（折）老太君是府谷人。志丹有刘延庆、刘光世父子将门世家，府谷折氏一门为军人世家。北宋末年，朝廷征江南，手擒方腊的并不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而是府谷人折可存。志丹人解元是韩世忠手下大将，在南宋初期随韩家军屡立战功。
明朝末年，陕北又一次震惊全国。农民大起义从陕北爆发，起义军纵横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达16年之久，生生把朱洪武的铁桶江山翻了个底朝天。这个时期，陕北出的名人就更多了。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些陕北血性汉子的英名：王嘉胤（府谷）、王左挂（宜川）、闯王高迎祥（安塞）、李自成（米脂）、八大王张献忠（定边）、“曹操”罗汝才（延安）、神一元神一魁兄弟（榆林）、点灯子赵胜（清涧）、紫金梁王自用、老回回马守应（绥德）、过天星惠登相、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延安）、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改世王刘希尧、混十万马进忠（延安）、翻山鹞高杰（米脂）、一只虎李过（米脂）、李来亨（米脂）、高一功（米脂）、郝摇旗、刘芳亮、刘体纯、李定国（榆林）、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吴堡）、孙可望（米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那是怎样如火如荼、激情燃烧的岁月呀！毛泽东的延安时代，是这位千古伟人非凡一生中的黄金岁月，他的文治武功达到顶峰，在历史舞台上完成了堪称完美的演出。延安精神，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到小小寰球的各个角落。发源于延安的游击战争烈火，从美洲丛林烧到非洲大地，从严寒的朝鲜半岛烧到炎热的印度支那，整个世界都知道了延安的美名。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踏上河东土地，回望陕北，他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谁能否认，这不是发自领袖心灵最深处的肺腑之言呢？
今天的陕北，随着王者东去，王气不再，已经结束了历史上的一次辉煌。其实，辉煌也好，平淡也罢，陕北的历史已然写就，陕北的未来正向我们走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表明，陕北的辉煌将一去不复返。陕北的前世今生，注定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能够迎来一次又一次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