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张兆汪君在《湖南日报》文艺部主持笔政，因同乡关系，盛情约我为他负责的版面写稿。我十七岁就离开了故乡，很难对湖南的现实状况发表什么议论，就选定了《鲁迅与湖南作家》这个大题目写点连载的小文章。由于精力不济，大约写了十二篇就辍笔了，不料这组文章产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影响。比如有一篇叫《鲁迅与白薇》，完全是根据白薇本人的回忆文章拼凑的，不料晚年白薇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忘光了，误认为我是“神人”，居然能对她的经历如数家珍。这篇短文激起了她对往事的怀想，后来由她侄女何由执笔，完成了一部《白薇评传》。如今女性文学的研究者解读白薇，恐怕都要参考一下这部“评传”吧？*****期间作为“三家村”骨干之一惨遭批斗的廖沫沙读到我的《鲁迅与廖沫沙》一文也很高兴，亲自在他的寓所约见我，谈了当年鲁迅误解他的真实原因，并主动为我书写了两首七绝，成为我保留至今的墨宝。在写这组文章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萧三、丁玲，拜访了周扬、沈从文，也跟周立波通过信，这些都成为了我珍贵的人生记忆。
后来，我把这组文章收进了《鲁迅史实新探》一书，为研究鲁迅与地域作家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初浅的尝试。今天重读这些鲁迅所说的“穿开裆裤”、“衔手指头”的文章，不禁有些汗颜，因为这些文章史料既不齐备，又缺乏过细分析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好在如今有徐续红这部专著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对读者的歉疚。
徐续红撰写《湖南现代作家与鲁迅》这部专著不能说是完全受到我的影响，而是因为鲁迅跟湖南原本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鲁迅祖籍湖南道州（今道县），系周敦颐“秀”字辈三十二世孙。先人以务农为主，明代正德年间才迁徙居于绍兴竹园桥，这使鲁迅对湖南有一种亲切感。早在1906年，鲁迅在他的科学论著《中国矿产志》中就介绍过湖南富饶的矿产资源。鲁迅终生关注湖南政局，支持湖南的民主运动。留日期间，他与湖南革命志士黄兴、陈天华等时有过从。在创作过程中，鲁迅常对湖南投以关注的目光。鲁迅的杂文中，也有一些篇什（如《头》、《铲共大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揭露了湖南当局镇压革命的倒行逆施和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鲁迅的诗作中，涉及湖南的有七律《湘灵歌》、七绝《无题》、白话诗《公民科歌》等，抒发了他与湖南人民的生活、斗争息息相关的情怀。近世湖湘士人有深厚的“屈贾情结”，而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被鲁迅作为小说集《彷徨》的题记。鲁迅精神可以说是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承传。现代湖南作家大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政治情结，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而鲁迅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现实性，这与湖南作家“心有灵犀一点通”。仅据鲁迅日记统计，他接触的湖南人士就有六十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革命先烈毕磊、杨德群等。但比较起来，跟他接触最多的还是湖南籍的作家和文学青年。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杰出的艺术大师，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其对湖南作家的影响尤为明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籍作家群星璀璨，涌现了一批享誉我国现代文坛的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如丁玲、叶紫、张天翼、周立波、蒋牧良、黎烈文、黎锦明、彭家煌、白薇、徐诗荃、魏猛克等，他们都深受鲁迅的影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鲁迅是他们的精神母体，给了他们创作灵感，也给了他们创作底气，他们以鲁迅传人而自豪。丁玲坦言：“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他们中的有些人与鲁迅交往甚密。例如，鲁迅日记中，涉及到黎烈文的日记有一百九十五则，有关徐诗荃的记载达三百四十余次。还有一些尽管来往不多，或者从未谋面的，他们也是受到鲁迅很深的影响。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湖南作家，包括同一营垒的战友，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或文学理念不同，或性格气质不同，同鲁迅发生过误会、论争，甚至激烈的冲突，如成仿吾、周扬、田汉、廖沫沙、沈从文、向培良等，这又构成另一道文坛风景。
研究湖南现代作家与鲁迅，是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这个母题下的一个子课题。任何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的、自在的客体，他必然跟周边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人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鲁迅当然也有着自己的人际环境。仅根据《鲁迅日记》记载，跟鲁迅交往的各界人士近两千人；在实际生活中，他交往的同时代人当然决不止此数。鲁迅临终前曾经感叹：“我这个人社会关系太复杂了。”正是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这种交往，形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人际网络。忠实再现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类似于写作西方的多传主传记（group biography），不仅能通过比较和鉴别充分显示鲁迅的文化个性，而且能呈现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生态，对当时的文化思潮和文坛状况进行一种独特观照和深度研究。
与鲁迅发生联系的同时代人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感情至笃，终生不渝，如鲁迅与许寿裳。二，冰炭不同炉，如陈西滢、梁实秋。鲁迅正是通过跟他们的论争，捍卫了真理，发展了真理，他们之间的交锋“实为公仇，绝非私怨”。三，始于相亲，终于疏离，如与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高长虹等人的交往。以鲁迅的性格，跟他友善过的人一旦交恶，那就几乎无法挽回了。四，始于彼此误解，终于尽释前嫌。鲁迅与魏建功、魏猛克等人的交往即如此，既表现出鲁迅的宽容大度，也反映出对方勇于修正自己的“君子之过”。可以说，一木不成森林，一枝独秀不成花丛，鲁迅与大多数同时代作家的关系属于互补型。如鲁迅与《新青年》同人和与左联盟友的关系。他们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将中国新文化的巨舰推向前行。即使跟论敌之间的唇枪舌剑，也如同燧石的撞击，在交锋中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鲁迅那些虎虎生风的犀利文字，大多就产生于文坛论争的过程之中。但也有些人际纠葛不排除有意气用事的成分，比如鲁迅对顾颉刚生理缺陷进行的漫画式嘲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句话不仅适合于物质世界，也适合于像鲁迅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总之，在评论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不能以一时一事的是非曲直代替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不能以鲁迅作品中对同时代人的个别提法作为对他们的全面评价和盖棺定论。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的上述观点，试举几个例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对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衡》派进行过批判。但《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就是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植物学家，被称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他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和科学文化的杰出普及者，面对国民党政府的集权政治，胡先骕还敢于面刺蒋介石之过，体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在大革命时期，鲁迅在北京跟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评论》派展开过论争，但《现代评论》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其“闲话”专栏的主笔陈西滢在女师大学生运动中偏袒北洋政府教育部和校方，这当然引人诟病，但同时受到鲁迅批评的李四光则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陈翰笙是李大钊亲自发展的“第三国际”成员；至于鲁迅厌恶的徐志摩，在中国新诗史上自有他独特的贡献，不会因为鲁迅的一篇《“音乐”？》而斯文扫地。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鲁迅跟顾颉刚发生了尖锐冲突，甚至发展到要对簿公堂，但作为“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鲁迅讨厌厦门大学的理科主任刘树杞，但刘树杞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对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鲁迅厌恶的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万里，不仅是一位昆曲研究专家，而且是一位摄影家，尤其是著名瓷器鉴定权威。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更是一位经历复杂的人物，他有过光荣的革命史，是新、马地区一位著名的华人侨领，不是用一句“英国籍的中国人”、主张“尊孔读经”所能概括。鲁迅在上海时期经历了多次文坛论争，如跟“新月派”梁实秋的论争，跟“论语派”林语堂的论争，跟“自由人”“第三种人”胡秋原、杜衡的论争，特别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对鲁迅的无论哪一位论敌都不能做简单化的判断而应作全面的评析。即使是鲁迅临终前痛斥过的托派陈仲山，最后也是以抗日烈士的身份盖棺定论。我举这些例子，绝非否认鲁迅在论争中的正确立场和深刻观点，而只是认为鲁迅经历的论争往往是围绕某些具体问题和事件而展开的，鲁迅即使在论争中处于绝对正确的地位，也不能代替对他的论敌的全面评价。
我欣慰地看到，《湖南现代作家与鲁迅》这本专著以大量可信资料为依托，综合运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方法，以及史料学中的“多重证据法”，以新的视角、新的材料解读湖南现代作家与鲁迅的关系。同时还注意吸收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对娄底本地作家成仿吾、谢冰莹、蒋牧良，作者花了更多精力，这也正是发挥了作者的地域优势。这对丰富湖南文学史，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挖掘和提炼湖南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良好人文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这部专著行将付梓之际，作者盛情邀我作序，我一贯不愿意让青年朋友扫兴，便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因眼下北京有时气候异常，偶染小恙，缠绵月余仍干咳连连，夜不能寐。又偏逢寒舍小装修和邻居大装修，耳畔不时响起刺耳的电锯声和沉重的大锤声。我一边咳着，一边听着，一边烦着，一边写着，草成了这篇短序，聊以塞责。行文仓促之处，尚祈作者和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