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山核电对国家而言是核电的种子、摇篮、老母鸡；
秦山核电对中核而言是二次创业的先锋、样板和硕果。
我与秦山人有说不完的友情、思念与感激。秦山基地是我的第二老厂，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另一头就是我的老家——慈溪）。
我参与了秦山三大工程从争取立项、政策支持到建设经验总结的全过程。如今，30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当年的故事、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核电长子 中央关注
秦山是共和国核电的长子，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1986年元旦刚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从北京专程赴秦山考察。1月5日，在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同志陪同下考察了秦山核电厂建设现场。这是我国核电方针转折前的一次调研，我随蒋心雄部长参与了这次活动。当时秦山30万千瓦核电工程已经开工近9个月，安全壳本体高出地面8米。李鹏副总理在现场听取了核电厂领导和总设计师欧阳予的汇报，对工程技术参数和核电站投资，预测的发电成本等经济指标问得很细。在对职工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实践中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验，走自己的路，同时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好。”李鹏副总理还为核电站题了词：“同心协力、保证质量，为建设我国第一座核电站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同志也题词：“预祝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座核电站早日建成。”
回上海后，李鹏副总理还把发展核电的整体想法与蒋心雄、周平等同志进行了交流。他说：“想把核电站建设都交给核工业部。水电部现在整天忙于水电、火电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研究核电。你们就不一样了，党组首先研究这个问题。这样，30万职工的积极性就都调动起来了。”“还准备把彭士禄副部长从水电部调入核工业部。”
在上海宾馆的会客厅里，挂有苏轼的一首五言律诗，其中两句“许国心犹在，匡时术已虚”。李鹏同志反复念了两遍，对大家说，这正好反映了核工业战线上一些老同志的心情。核工业部现在保军转民，你们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但目前有困难，处于低潮，要保存力量，把核这个事业继续下去。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李鹏同志三次视察秦山基地。
1992年12月，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将近一周年，我随中核总领导蒋心雄、黄齐陶等同志向当时在杭州的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汇报了秦山核电的情况。小平同志派邓楠和吴医生等同志专程考察了秦山核电站。他们说，小平同志非常想来秦山看看，但后来未能如愿。小平同志请邓楠转告核工业职工：他对核电是很关心的，也想去秦山看看，就是那边的路不好走，弯弯曲曲，这次就不去了。小平同志还询问秦山共搞多少核电，再次强调“核电还要发展”。
秦山核电站顺利并网发电后，如何确保持久安全运行，是摆在全厂面前的首要大事。鉴于当时制造厂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核电站的一些设备和众多零部件的质量与寿命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彻底更换和技术改造。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当时核工业正处在转民的低谷，资金十分困难。总部机关的财务司、政策研究室和秦山核电公司多次研究商量，走访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缓解资金困难的方案，总公司领导组织了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汇报，争取优惠政策，获得了多方支持。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秦山核电站免征产品税的通知》。紧接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对秦山核电站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的通知》。这些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秦山核电的生产发展。
以我为主 中外合作
1985年末，核工业部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工作会议，接到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的指示，要核工业部研究在秦山一期基础上建设60万千瓦核电站的可行性。经反复研究确认后，责成我和计划司张志峰同志起草给国家计委的回复报告。后被流言误传为，核工业部两片纸，把苏南核电站拉下马。其实这是国家从全局考虑作出的选择。不久，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会确定：“‘七五’期间，核工业部在秦山扩建两台核电机组，每台容量为60万千瓦，可列入计划。”1986年年初，经国务院常务会研究，我国核电发展方针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由过去百万千瓦起步，改为从60万千瓦起步；技术上从“以国外为主，合作设计”，改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原想从苏南起步，改为从秦山起步；管理体制上，由原来以水电部为主，改为以核工业部为主。所以，秦山二期是首次实践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核电发展方针。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指导我国自主发展民族核电，对外既不依赖又不排斥，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秦山二期立项后，因资金困难迟迟不能开工。当时核工业总公司提出与地方合作，吸纳地方资金，组织股份制核电公司。但中核总的资本金仍没有着落。于是，再次组织财务司、政策研究室和核电秦山公司谋划办法。最后提出，利用秦山一期煤代油资金，滚动发展秦山二期的想法，并责成政策研究室起草报告，向国务院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在听取中核总汇报时说：“7.4亿元的煤代油的钱，计委可以研究这个问题。以我看，没有什么可争的，都是国家的钱。首先要肯定，这笔钱谁也不准拿走，就用它来搞核电。”又经过整整两年的反复努力争取，最后，国家计委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将浙江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的煤代油基建贷款本息转为浙江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央项目资本金的通知》，确保了二期工程资金到位，推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多元发展 放眼未来
1995年，李鹏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九五”计划汇报时说：“在充分利用我国已有条件的基础上，要重视吸收国际上先进核电经验，比如重水堆可以使用天然铀，是一大优点。通过积极引进新技术，为下世纪核电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中加重水堆项目实质性合作始于1993年。当年9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江苏省电力局联合组团赴加考察，由中核总总工程师马福邦任团长，团员有时任核电局局长李玉崙、政研室主任郑庆云和江苏省电力局局长吴文炜等。加方特别是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对此十分重视，派出部门经理大卫·鲍克全程陪同。这次出访的背景是，我驻加多伦多领事馆根据华人信息向国内发来外交电报，说加方有多套重水堆核电设备有望优惠引进。当时国内有关省市，如江苏、广东、山东等，也曾有过引进重水堆的想法。不久，国务院和国家计委领导批示，由中核总牵头组团考察。
引进重水堆一直是想干而又不便直言的敏感项目。因为1983年国务院决定我国核电走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所以当破题提出引进重水堆之初，上级领导就明确批示：“资金有限，不能再开一种堆型，尽管重水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组织过大论证，对此事已作过决定。”但经过这次细致考察，对引进重水堆的利弊作了充分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决定走压水堆路线并不否定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可拥有少量成熟的其他堆型，“发展核电的基本路线是压水堆，主要是指制造能力以压水堆为主。”重水堆以天然铀为燃料，对分离功的需求小，能充分有效地利用中子，生产多种同位素，这对完善我国军民结合的核工业体系很有好处，而且当时国内资金紧张，重水又难以配套，而加方承诺可以提供可观的贷款、租赁重水；加之加拿大地处北美，发展与加强中加两国关系在外交上、政治上对我有利。经多方论证，我们的信心更足。为了清晰地表达论证的结果，我们还请姜云宝同志修改文稿，报最高行政领导审批。在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的推动下，经多方努力最终批准可与加方进行实质性谈判。
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中核总机关、秦山基地领导和骨干的超常规努力下，1996年2月6日，国家计委以计交能[1996] 226号文批准《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工程项目建议书》。
重水堆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均创造了优异成绩。最近几年又不断传来重水堆核电的好消息：如利用重水堆实现同位素钴60产业化，年产钴60同位素600万居里，可满足国内80%市场需求；成功实现压水堆回收铀在重水堆上利用的示范试验，预计可提高铀资源利用率20%以上。去年，重水堆走出国门，与阿根廷签署了政府协议和项目框架合同，标志着我国已成功进军国际竞争性商用核电市场。这都表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元发展、适当的技术储备是必要的，有的效果是当时想不到的。
站在高处 看秦山基地
秦山核电基地圆满建成，现拥有9台核电机组，总装机654.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500亿千瓦时，为华东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还需站在高处来看秦山基地的角色与历史重任——她是我国核电的发祥地，掌握技术、培养人才、自主管理的目的大于发电。那么，这个高屋建瓴的愿景达到了吗？中核集团公司在组织工程验收的同时，组织了系统的经验总结，力求全面回答这一问题。我与政研体改部的张果等与秦山基地的林德舜、于英民、王森、鄢斌等同志，历时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关于秦山核电站建成并网十周年经验总结》、《关于我国首台6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经验总结》、《关于秦山重水堆核电站建设经验总结》等一系列文章，对此进行了归纳提炼。
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相关部门对这些经验非常重视、充分肯定并作了重要批示。当时的《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都全文刊载。2004年中核集团又汇编成册——《秦山核电建设基本经验选编》，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及中长期规模发展核电提供了资料。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8月的中央专委会上所指出的：“有实践就要有总结。通过实践，总结提高，上升到理论，再去指导实践。”又说：“规划要有经验的总结，否则是空的。在总结的前提下搞规划。这是很重要的。”
通过总结把三个独立的工程连成一幅完整的图象，那就是：从秦山一期我国核电起步，秦山二期核电站国产化新的跨越到秦山三期核电工程管理与国际接轨，实现了核电设计建造、设备制造、燃料配套、调试运行和安全管理的全面提高和创新发展。
2015年3月20日，迎来了秦山核电基地的而立之年。热烈祝贺秦山核电基地30年大庆，向为我国核电作出卓越贡献的秦山核电人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