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编导话剧《在康
布尔草原上》的实践与经历
1949年深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野战大军胜利地一举解放了甘肃省的兰州!我们宣传队改为甘肃省文工团随解放大军开进了城区。
兰州,城市不大,且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满街都是驮水、卖水的毛驴车,文化上也的确是一块贫瘠的撂荒地,十分的单调与闭塞。但诱人眼亮的一点是,市民群众中,那多民族的纯朴的生活习俗与着装打扮,风采各异地迎面扑来,使我感到特别的好奇和新鲜。例如:那街头,有维吾尔族人的摊点,卖烤包子和抓饭。那巷尾,有哈萨克族人的熏马肠和马奶酒。那老街有回族人的一口香清汤牛肉面和薄皮儿的牛肉灌汤式的小包子。那布棚顶下有藏族人的手抓羊肉、青稞酒、松盘叶子大碗茶,等等。风味各异,特别地招揽顾客和吸引人。尤其是他们的敬酒歌与情歌,以及奔放的舞蹈,欢聚起来异常的醉人和开心!最富有震撼力的是藏族人的那一曲曲高亢嘹亮的歌声,它具有一种高入云霄似的穿透力——同我的家乡陕北的民歌一样地飘逸辽远、一样地美!由于解放初期时常在街头巷尾观赏或参与,使我常常被感动:那颇具生活魅力的另一番部族、地域各在哪里?自然,仅从解放后的兰州就可鲜活地放眼感悟出:西北地区的甘肃省的确是个独特的多民族的好省份!那么,我就应该立马沿着自己特别好奇和具有新鲜感的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走!也许,这也正就是自己的命里已经注定,将在大西北这片广袤的多民族的沃野上经历的一番年轻的人生旅程吧?何况中央一再告诫我们全党: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于是,我被调到省委宣传部参加了一期定西地区的土地改革之后,于1952年年底我就坚决要求下到藏族地区去参加那里的剿匪建政,急想了解了解藏族同胞们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以及民情民俗与民风。当时文工团(已改名为甘肃省话剧团)的领导也就正式批准我以创作人员的身份深入甘南藏区参加剿匪与建政。于是我背起背包扛起枪,搭车行至临夏地界跨出土门关,直达甘南拉卜楞大寺所在地的夏河县及阿木曲乎区。
甘南藏区果然地域辽阔,风光格外的秀丽迷人。这是第二年的开春,四野山岭起伏、牛羊遍地,这绿色大草原,远眺,峻峰白雪披挂,碧空蓝天,近望,斑斓的牛羊马群犹如在绿色的海面上浮动飘逸着的朵朵彩色的云团。这大自然极大的反差与强烈的对比之美,一直像一幅幅清晰绚丽的油画在迷醉着我的神魂。更让我欣喜不已的是,又见到了自己童年时代最喜爱的羊群,听到了那小羊羔儿咩咩细腻的叫声……尤其令我诧异和欣喜的是,那另一种放羊放马的族群,就是勤劳、朴实、忠厚而又强悍的藏族人民。而他们祖祖辈辈深受着双重(即本民族奴隶主与历代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排挤和岐视,而他们为了反抗残酷的双重统治,为了顽强地生存,几乎所有的部落群体都全副武装,牧区草原人人都骑马背枪、腰挂长刀短刀,一要无条件地服从奴隶主即部落头人、土司、首领的旨意护教或护族,二要护草山护畜群……可当时的严酷现实是,全国虽然除了台湾已经全解放,但战时的烽火硝烟依然尚未熄灭,即蒋马匪军的残余势力仍然顽固地潜伏进草原的各个部落,进行着嚣张的反动宣传,致使不少的牧民群众与宗教人士深受欺骗和蒙蔽,他们非常狡猾,伺机配合台湾蒋家王朝重新向大陆发起反攻。在此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工作非常地难做,加上语言的隔阂,地域不熟,真是寸步难行!同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枪声,每天都有可能被敌人打死。尤其是该地区数百年来一直由土司、宗教势力控制,关系盘根错节,情况相当复杂。但我的身心已经全部地投入到了这种既好奇又新鲜、既艰辛又紧张的工作里了,那时我没别的想法,只是一个心眼儿地想让这边疆的藏族同胞们能早日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安定幸福的好生活。所以,我认定一条:首先全力以赴地、认认真真地向当地政府工作组的同志们学习,学习工作组的同志如何扎扎实实地在为剿匪建政、民主改革工作。而且,最令我感动不已和深受教育的是阿木曲乎大草原上的那位“脚踏实地”的区委书记张光清同志(原甘肃省畜牧厅负责人),他中等个头,一身褪色的军便服,圆圆的脸盘晒得黝黑,性格挺和善,为了与广大牧民群众思想感情的联系与沟通,天天都像孩子似的学背藏语和会话,不管骑在马背上或蹲在厕所里,都在自己用藏语提问题,用藏语作解答。工作起来,不是天天等牧民群众找上政府的门,而是他天天都骑马并携带日用品和货物,带领医疗人员深入到草原各家各户的帐篷、送货上门,听取意见,并进行切合实际的思想政策宣传。就连他两个高高的肩头都被牧民的孩子们爬着要他背着玩。牧民群众三五结伙地找上区政府的门槛来谈事或反映敌情,光清同志把他们都看作最亲近的兄弟姐妹或敬重的佳宾,一碗碗地给他们敬热茶,并端出炒面、酥油盒子,盘腿席地而坐,同饮共餐——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接待,而是一种赤诚的“爱戴”。用他习惯的话说:“只有愚蠢的领导,没有无智慧的群众。”所以,牧民们在饮茶之间总是真诚地竖起大拇指来大声地呼他:“你是共产党区委的好书记,也是我们部落新的好头人,新的好首领!拉赫索……”是的,真正映入我心灵的是光清同志主动灵活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当部分年轻牧民和积极分子反映他们当地的一些上层人士与阶级敌人有往来、有瓜葛,强烈和偏激地要求政府部门动武力时,他是那样耐心地切合实际地在说服和宣传,即贯彻执行党要“善于等待”和“慎重稳进”的方针路线及民族政策,进而常常警示干部们“必须反对斯大林同志曾经批评过的那种用骑兵袭击式的方法,去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错误做法”。他一贯以身作则,对当地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做得特别细心和周密,逢年过节或草原上发生了大的事情(草山纠纷或部落之间闹矛盾),他总是去拜会上层的土官和首领,交换意见,做出处理。用他的话说:“人嘛,都一样,礼多人不怪。你真诚地尊重人家,人家也就会真诚地支持我们的党开展工作嘛。”所以他请示县委,让部落的一位老首领担任了本地区政府的副区长。他可真是一位忠实地贯彻执行党在民族地区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活生生的新典型!之后,我才了解到:光清同志原来是延安某大学的一位高才生,是一位“群众化”或者说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于是,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仅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同时也写进了我的生活日记里。随之,我又很想把自己的视野与足迹再扩大两倍!于是,我又投入了开赴博拉寺至下巴沟,即敌人频繁出没的森林地带。而我参加的这是一支全副武装的侦察敌情频繁活动的公安侦察队。
这支公安侦察队,队长是夏河县公安局局长张天信。该同志军人出身,对人对事从来都横眉冷眼、不讲情面,一见到我背支长枪前来报到就瞪直两眼、劈头盖脑地训斥说:“你这个小青年是干啥的?哪像个公安部门的侦察员?在这地大林密寺庙多,遍地是蒋马匪军残余势力潜伏的狗洞和狼窝,你背这样的长杆子枪行吗?目标太大!敌人一旦发现就当即要了你的命!谁负这个责?把长枪给收掉,发给他一把小手枪好隐蔽!”侦察员们当场就没收了我的长枪,发给了我一把小手枪(**时期已上交)。而该局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像一位地方政府部门真正会做群众工作的领导人,倒像是《三国演义》里的猛张飞,或我小时候在延安时期看过的电影里的夏伯阳。故先入为主地认定他可能是民族地区“急躁冒进”的那类干部呢。其实不然,他对我的那次训斥正是为爱护我。在不断地随同他一起深入牧民群众展开宣传工作中,我才慢慢地感受到张天信同志的确是位群众信赖的,能吃大苦耐大劳、粗中有细的,十分内秀的群众工作的新型开拓者。他同藏族同胞的关系极为密切,侦察分析判断敌情极为准确,两只眼睛像两把锋利的刀!所以牧民们称他“是个真心实意的汉族老大哥!是草原上的一只眼亮如神的鹰”!用他自己的话说:“草原再怎么大,那信任我们的耳目可没边啊!”与他接触和深交后,我才进一步深入了解到:自打全国解放后,台湾蒋家王朝即一直不断地在向甘南草原及喇嘛寺地带空投武器和枪支弹药,以及财源补贴和密件指令!同时我方进一步深入地侦察出: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潜伏的阶级敌人和武装分子对各地段的上层人士(包括宗教人士)进行百般狡猾的压制与威胁,迫使新的民族分裂日异尖锐和更加复杂,便于随时响应与配合台湾对大陆的大反攻……于是,我已深深感到:真要想将这场特殊的、包含着尖锐复杂斗争的“剿匪建政”的重大题材写成一部能够上演的剧本,负责任地说,我这个小小的创作员单枪匹马的确是有困难的!于是当年初夏我立即返回兰州去要组织增兵添将,必须继续深入下来将这一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中的“生动的生活场面和斗争形式”真实地展现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