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结构的缺陷
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与青年爱读书目各十部，邀社会名流提供目录。胡适等人都交卷了，唯独鲁迅作答时发了一通牢骚，曰：“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以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语可见其性情，但谁都知道那是故意这么说的激矫语。因为鲁迅自己的中国书就看得很不少。①
研究或崇拜鲁迅的人，对于鲁迅读书之多之勤，当然更是知之甚稔。早在一九七九年厦门大学中文系就编了一本《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把鲁迅著作中涉及且有评议的古代著作开列出来，以示鲁迅对中国古代典籍熟习的程度。书名叫《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可是也包括了《诗经》《易经》，孔子老子等周秦诸子，《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书，大抵可以看出鲁迅所阅读的古书范围。长江文艺出版社二○○四年也出版了何锡章《鲁迅读书记》，详述鲁迅如何读书。除外国书外，中国书部分，讲的大约与厦大所编那本书的范围相近。
那个范围确实非常可观，令人佩服。因为鲁迅确实是阅读范围广泛。而若再考虑到他除了文献书本子以外，还摩挲金石、版刻、图录等等，那更要令人赞叹不止了。
可是天下书本子之多，真是浩如烟海。每个人因其精力与兴趣之限，均仅能择选某一小领域去读。也因此，看那些某某名家读书目录之类书，更该注意的，或许不是他都读了什么，而是那些他所没读、没涉猎过的广大领域。因为那些领域造成了他知识结构上的缺口。他在这些领域的无知，必然影响到整个生命的发展和知识判断。
例如鲁迅是反礼教的，对宋明理学夙无好评。而事实上，他于宋明理学相关书籍恰好就读得极少，缺乏相关知识，故也不能讨论那些哲学问题。这也许是因性气不近，所以看着讨厌，读不下去。但也就因没有深究，读不下去，所以不甚了解。两者其实是彼此关联的。一方说它没啥价值时，另
[作者简介]龚鹏程（1956-），男，文学博士，世界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讲座教授（济南 250100）。
① 详见何锡章：《鲁迅读书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一方或许也同样嗤笑你根本不懂。
鲁迅于子部之学，除了宋明理学少下工夫外，诸子九流及佛道二教，实亦聩聩。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间，曾大量读佛书，但限于时代，《大藏经》并没机会看。因此所读其实甚为零碎，既不成系统，也仅是整个佛教文献中小小一部分。
见《鲁迅回忆录·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转引自何锡章：《鲁迅读书记》，第51页。道教，他就更无知了。那个时代，他前辈大概只有刘师培读过《道藏》，同辈大约是陈垣。连陈寅恪都是喜欢谈道教而实际上并没读过什么道经的，因此并不能以此苛责鲁迅
陈寅恪对道教研究颇有贡献，但主要是史学、史事的进路，于道教、道派、道书之情況并不清楚，其中发生错误处，原因亦皆在此。详龚鹏程：《陈寅恪的道教研究》，收入《道教新论》二集，嘉义：南华管理学院，1998年。。不过，他未读过什么道书，却对道教肆其恶评，反对他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服气。
经学史学之情況大抵相仿，可勿赘叙。单就集部，或更仅就文学说，问题也一样。例如他论文学，绝少谈及词曲，为什么？因为平时就少涉猎，在其知识结构中，对此终觉隔膜。
在前文所举《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隋唐五代都分开列了鲁迅评述过的作家作品是：骆宾王、张
族鸟
、杜甫、李白、李贺、钱起、李商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张泌、韦庄等;宋元有沈括、苏轼及《太平广记》《癸辛杂识》等，可见所读集中于诗和传奇部分。他另编有《唐宋传奇集》，自己又能作诗，因此为何读书及议论会集中于诗与传奇，不难理解。可是，唐宋文学内容丰富，仅仅读此，或仅论议及此，岂非甚偏？词曲没谈到，古文似乎也不入法眼，不欲品裁;唐宋的骈文，亦即**，更是不在其意识之内。
鲁迅对宋元明清诗也不熟。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六朝与唐代诗文史事，故于诗仅涉六朝唐代藩籬，而文章又不近六朝之骈俪而多有取于六朝之散体。这里面，可以看到章太炎的影响。讲“五朝学”的章太炎，对唐宋以降之诗、六朝以后之文，唐以下之学，也是既不熟悉，亦予摒斥的。
鲁迅是位文学史家，并不只是一位随兴读书的作家而已。
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收入江力编：《鲁迅报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文中谈到鲁迅晚年曾再三表示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该文也从文学史家的角度去看鲁迅。若仅是个人阅读，当然勿需求全责备，因为谁也看不全，谁都只能择性气相近的东西看。但文学史家在论列文学史的发展变迁轨迹时，在讨论文学大趋势时，总揽全局实在就非常重要了。古来论文，为何常由文体论开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都先做各个文体的综述，再讲其流变、明其神理，就是因为要论文学之大势，势必如此。鲁迅自己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亦是如此。像清代，他就分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各类，一一论叙。不能说因不喜欢狭邪小说就不看或不论。
然而，鲁迅不只写《中国小说史略》，他还写《汉文学史纲要》之类文章;论小说之价值时，也总不免需要与其他文类做个比较，或做些彼此关系的研究。这时，他偏畸的阅读习惯就可能会误了事。比方一位只读绝句、也只知绝句的人，要来谈中国诗;一位只读过六朝诗的人，要来谈中国诗史，那是谁也知道会讲不好的。
我们看鲁迅论文学时，绝少比较各体文，也绝少参会著讲。那就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参会或比较的知识基础，故亦无此视域，放过了许多可以比较或参会的论题。连诗与小说之间，亦是如此。像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陈寅恪处理起来就明显是从诗与传的关系着手，鲁迅则切开，只谈《长恨歌传》，不论诗歌。元稹的《莺莺传》，宋元以后，衍为词、衍为曲，鲁迅也不做比较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