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3篇）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 肃清杨信、胡福绵余毒学习心得体会3月8日，铁锋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长讲党课学习杨信、胡福绵等反面典型案例，反思成因，认清危害，以案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
肃清杨信、胡福绵余毒学习心得体会3月8日，铁锋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长讲党课学习杨信、胡福绵等反面典型案例，反思成因，认清危害，以案为鉴，防微杜渐，彻底肃清杨信等案件思想余毒，召开了肃清余毒党员教育大会。会上，王艺检察长就杨信案件进行了发言，他说：杨信是齐齐哈尔市近年来一系列腐败案件的代表，他的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作为市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存在的问题及其余毒有着广阔的市场，甚至还影响着一大批认识不到位的各级官员或人民群众。全面彻底地肃清其余毒，对于反腐倡廉，对于纯洁党的队伍，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后，所有党员对对此系列案件进行了剖析，强调杨信等系列案件的极坏影响，都明确到共产党人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接受群众监督。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这样的学习与研讨让铁锋区人民检察院的每位党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真正的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重要性。
篇二：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
•
辛亥革命性质的再认识(转)
现在一谈到辛亥革命,人们自然想到的是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大的功绩是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样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是对辛亥革命的相当片面的理解,通过对辛亥革命的认真分析,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中国人的光复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而这场民族革命与历史上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又有显著的区别,朱元璋只是驱逐了蒙古人,在政治上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而辛亥革命则具有民主革命的色彩,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但是不论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初衷、革命党人在革命中的表现来看,把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很牵强的,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色彩远大于民主革命色彩。
辛亥革命时期,各个革命团体的纲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满”为宗旨的,如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纲领本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后来才加上“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1903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光复会则更为明显,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纲领,完全是民族革命的团体。
1905年,在孙中山的建议下,组建了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还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秘密联络的口号:“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理解为:汉人夺回中国物,平天下不平事。(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37——138页)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起草了《民国军
政府檄文》,说道“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一)驱除鞑虏……(二)恢复中华……(三)建立民国……(四)平均地权……上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於军法之下:……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孙中山选集》上卷,中华书局,1956年,页68—70。)
革命党人在1905年之后两三年间掀起了舆论上的高潮,各种各样的革命书籍、文章不断涌现,而这些文献,也几乎是鼓吹排满的民族革命为主的。比如最为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现在的人总是引用“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把该文说成是反对封建专制最激烈的文章,这固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邹容确实在文中大声疾呼要扫除专制,如有“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于是石勒、鉄木真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请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邹容确实对专制政体深恶痛绝,但是邹容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这个吗?通过阅读《革命军》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邹容的文章乃是鼓吹排满革命为主的文章。在邹容的文章里面,开篇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后面邹容论述了“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然后得出结论,“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
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通读文章,显而易见邹容是宣扬激进的排满民族革命,光复中华,为了中华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共和。应该说,邹容的文章里面,共和是为民族独立服务的,民族革命乃是邹容论述的中心。(邹容《革命军》,见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49-677页)而其他影响也很大的文献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名革命家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鼓吹排满为中心的,而且指出民主革命的最大障碍就是满洲贵族以征服者自居,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不以中国的福祉为念,只知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和涣散开始凸显。加上1907年日本迫令孙中山出境,同盟会总部更加涣散,这样在1907年9月,部分同盟会员张伯祥、居正、孙武、焦达峰等人成立了共进会。其则由以同盟会缓不济事,须另组实行团体,联合内地会党,即日起事。黄兴曾诘责焦达峰另立山头,焦答以殊途同归,有何不可。故仍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惟入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一句,改为“平均人权”。他们说“平均地权”不好懂,革命是因为汉满不平等,所以要“平均人权”。(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6页)后来的武昌起义,就是共进会为主要领导团体的革命党人发动的。
篇三：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
四加强值班和信息报送在两会期间我委根据实际情况落实具体的值班人员并明确值班人员的职责要及时掌握能源行业安全生产动态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对出现的各种突发事故和异常情况必须立即上报并及时通知各股室人员进行配合处理力争把事故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五下一步工作打算通过这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确实发现很多隐患和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
《送东阳马生序》之“宋濂之死”
第一章一、皇帝与宰相/丞相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按前朝例设有宰相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鉴于此，几次设法试图调整，以加强皇权。最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杨宪于洪武二年九月入为中书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长病休时，便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升为左丞。他玩弄权术，陷害同僚，“市权要宠”，很快被朱元璋杀死。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最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然而汪广洋复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由上可知，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胡惟庸党案”版本
二、胡惟庸案（一）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二）刘基论胡惟庸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三）胡惟庸党案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集团首领。李氏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三）殃及池鱼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彻底消除这一隐患，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于是，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七十馀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铺天盖地而来，到处侦捕，牵连蔓引，共有三万馀人被诛戮。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昇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四川。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迁延近十年。„„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
第二章
徐祯卿“祝寿失朝”版本
徐
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吴县（今江苏苏州），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与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有《迪功集》《谈艺录》《翦胜野闻》等。、、本篇选自《剪胜野闻》，书中多记明初朝野轶闻。原文：洪武十年[1]，宋学士濂[2]，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3]。濂顿首辞[4]，且要
曰[5]：“臣性命未毕蓬土[6]，请岁觐陛阶[7]。”既归，每就帝庆节称贺如约[8]，帝念旧，恋恋多深情。十三年失朝[9]，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10]，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11]，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12]，惟陛下哀矜裁其罪[13]！”帝微使人瞰之[14]，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15]。先是濂尝授太子及诸王经[16]，太子于是泣且谏曰：“臣愚戆无他师[17]，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俟汝为天子而宥之[18]。”太子惶惧，不知所出[19]，遂赴溺[20]，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骂曰：“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21]！”因遍录救溺者。凡衣履入水[22]，擢三级[23]；解衣舄者[24]，皆斩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谒[25]，然怒卒未解也。会与后食，后具斋素[26]，帝问之故，对曰：“妾闻宋先生坐罪[27]，溥为作福佑之[28]。”濂至，帝令毋相见。谪居茂州，而竟杀璲、慎[29]。注释：1]洪武十年：1377年。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2]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元末即有文名，被朱文璋征为顾问。明开国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负责草拟诏令）朱元璋即位后，。逐步杀戮功臣，宋濂及早告老还乡。为了不使朱产生猜忌，宋每年都要到京进见，表示忠心。但终于被贬谪而死。[3]敕（chì赤）：皇帝的命令。[4]顿首：以头叩地。[5]要（yāo腰）：约定。[6]未毕蓬土：没死之前。蓬土，蓬蒿土堆之间（指草野墓葬之处）。[7]岁觐（jǐn进）陛阶：每年来宫内进见皇帝一次。[8]就帝庆节：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帝庆节，皇帝的生日。[9]失朝：指宋濂没有如约进京陛见。[10]中书舍人：官名。明代此职为缮写文书。璲（suì碎）：宋璲。[11]殿廷礼仪司：明代官署名，隶属通政使司。宋慎当时任此职。[12]且夕之忧：指病危。[13]惟：表示希望，敬词。哀矜：哀怜。裁：裁决，定夺。
[14]微：暗中。瞰（kàn看）：窥察。[15]“诏御史”三句：朱元璋诏令御史，到宋濂家乡处死他，抄没他的家产。御史，明代都察院（司监察）的长官为都御史。此处即指都察院。[16]“先是”句：宋濂未退职前，曾任侍读，教授太子及其它皇子（封王者）读书。[17]愚戆（ɡànɡ杠）：愚而刚直，这里指不聪明。[18]“俟汝”句：等你当了皇帝时再赦免他吧！宥（yòu）：宽赦。[19]不知所出：拿不出救宋濂的办法。[20]赴溺：投水自杀。[21]何与（yù玉）汝：跟你有什么相干？[22]衣（yì易）履：穿着衣裳和鞋。[23]擢（zhuó拙）：提升。[24]舄（xì戏）：古代一种复底鞋。[25]更令入谒（yè夜）：再让宋濂进京谒见。[26]后：指马皇后。具斋素：古人祭祀前，清心洁身，包括吃素食，表示庄敬。[27]坐罪：因犯罪受犯罚。[28]“溥（pǔ普）为”句：在宫内广做佛事求福，祈求保佑他。溥，广。[29]“谪居”二句：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树党专权，以谋逆罪被杀。其后又穷究党羽，先后致死的有三万人。宋慎也被牵连，家庭被贬迁到茂州（今四川北部的北川、汶川一带），宋濂于中途死在夔州（今四川奉节一带）。【译文】洪武十年时，学士宋濂告老还乡，皇上亲自饯行，并命令宋濂的孙子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我没死之前，请允许我每年来宫内进见皇帝一次。”回家以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皇上念在旧臣的份上，总是恋恋不舍深情依旧。洪武十三年，宋濂没有如约进京陛见，皇上召来任中书舍人的宋濂的儿子宋璲，还召来任殿廷礼仪司掌管司仪之官司的宋濂的孙子宋慎，问他们怎么回事。俩人回答说：“宋濂不幸病危了，希望皇上在哀怜的感情上裁定他的罪行！”皇上暗中派人到宋濂家去窥察，（发现）宋濂并没有病，皇上大怒，把宋璲、宋慎关进监狱，并诏令御史，到宋濂家乡处死他，抄没他的家产。宋濂未退职前，曾任侍读，教授太子及其它皇子读儒家经典。太子此时哭着向皇上劝谏说：“我因为不聪明没有其他老师（可以教我），希望皇上能哀怜他免除他的死罪。”皇上大怒说：“等你当了皇帝时再赦免他吧！”太子很害怕，拿不出救宋濂的办法，就投水自杀，在左右侍卫的抢救下才没有死。皇上又喜又骂地说：“傻小子，我杀人，跟你有什么相干？”于是又找来救太子的人一一审问，只要是穿着衣裳和鞋入水的，全部提升三级；脱掉衣服和鞋子的，全部斩首。皇上说道：“太子快淹死了，能等待你脱掉衣服才救上来吗？”(在太子的求情下，）就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再让宋濂进京谒见。但是（皇上的）怒气最终没有消除。正赶上和皇后在一起吃饭，皇后准备了素食，皇上问她原因，皇后回答说：“我听说宋濂获罪，在宫内广做佛事求福，祈求保佑他。”宋濂到来，皇上命令不与他相见。把他贬到茂州，并最终杀了宋璲和宋慎。
文章解析：宋濂是明朝的开国文臣，又曾为太子傅。他年老辞官回乡后，仅因有一年未能如约赴京参觐明太祖朱元璋，竟获致死之罪；其子宋璲、其孙宋慎因替宋濂进行开脱，亦获死罪。朱元璋对宋濂这样不念旧情，这样严酷，令人闻之悚然。这种不近情理的惩罚，就连太后与太子也是十分不满意的。皇后为宋濂广做佛事，以求神佑；太子求赦不成，愤激过甚，以致投水自尽。太子自杀未遂，凡在太子投水时未立刻赴救而“解衣舄者”皆处死。从这个事件的处理中，暴露了朱元璋为人的严酷和生性猜疑。他不轻信宋璲、宋慎的开脱之词，派人私访；太子获救后，又“遍录救溺者”，并区分情况给予奖惩，都表明了这一点。明太祖办事之所以如此严酷、精细，是出于巩固他的统治的需要。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略有欺瞒或不忠，也不允许任何人对皇室利益稍有轻慢。这是他对人对事进行赏罚奖惩的准绳。据史载，宋濂因其孙宋慎被指控为胡惟庸党，故受牵连，并不是因为没有按时觐见。徐祯卿所记当属传闻。此说也见《明太祖朱元璋与开国功臣》，大致如下：朱元璋宠爱宋濂，而且宠及他的儿孙，他把宋濂的二儿子宋璲召到中央，任命他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诰敕；宋濂长子的儿子宋慎也被安排在礼部当个小官。朱元璋上朝听政之余，多次出题目考宋璲与宋慎，并耐心教诲他们，曾与宋濂开玩笑说：“你为我教太子诸王，我也教你的子孙呀。”宋濂祖孙三代在中央政府做官，群臣都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宋濂因年老退休，朱元璋赐给他一部《御制文集》和许多高级丝织品——绮帛，并和他玩起了幽默，故意问他年龄多大，宋濂答曰：“六十八。”朱元璋说：“你把这些绮帛收藏三十二年，就可以用它做百岁衣啦。”宋濂见皇帝竟以这种方式祝自己长命百岁，顿时感动得老泪横流。朱元璋对于宋濂，可以说是由敬至爱，由爱至亲，因此当他走下龙椅、脱去龙袍，摘下冷酷的面具，暂抛江山社稷于脑后，与他的宋老师在一起时，人性往往悄然复苏，有趣的一面也就情不自禁地显露出来，从一个被臣民视为高居云端的神，变成了一个行走于尘世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种人情味的流露，也许是文化的魔力使然。然而，朱元璋后来却突然翻了脸。宋濂回到浙江老家，不置田产，不谈朝政，惟以著述授徒为乐。每年九月，他都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从浦江赶到南京，为朱元璋祝寿。洪武十二年九月，七十岁的宋濂再次来到南京，在陪朱元璋登文楼时，脚下一绊，裁倒在地。朱元璋看他的确老了，便命他以后不必再来京城，免得旅途劳顿。第二年万寿节，朱元璋因大抓胡党，闹得满朝文武惶恐不安，祝寿的气氛大为冷落。朱元璋不禁想起当年与宋老师在一起饮酒赋诗谈天说地的欢乐情景，怅然若失，一时忘记去年自己要宋濂不必再来京城的话，埋怨宋濂今年不来为自己祝寿，便召宋濂的儿子宋璲和孙子宋慎询问，叔侄俩对曰：“他不幸病重，已朝不保夕，故不能来朝，望陛下哀怜，宽免他的罪过。”朱元璋对他们的话感到怀疑，便派人到浦江暗访，看看宋老师究竟有没有患病。暗探到浦江后，恰好看到宋濂正兴致勃勃地与当地的朋友饮酒赋诗。朱元璋闻报大怒，宋濂一家老小竟敢欺骗自己，这些年，宋濂不知背着自己在干些啥，遂动了杀机。
第三章
“献诗获罪”版本
百度百科：一般认为宋濂於洪武四年因献诗“自古戒禽荒”一语激怒朱元璋，导致此祸。
图：海东青洪武四年，有外邦呈海东青珍禽，朱元璋命群臣献诗，宋濂有“自古戒禽荒”语（大意为“自古以沉溺于田猎为戒”，古之贤君当戒：内色外禽），唐肃亦呈一绝句，有“词臣不敢志归谏，却忆当年魏郑公”语，上不怿而起。后两人皆因祸发配边疆。辨析：洪武四年献诗，洪武十三年遭祸，不甚紧密。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树党专权，以谋逆罪被杀。其后又穷究党羽，先后致死的有三万人。宋慎也被牵连，家庭被贬迁到茂州（今四川北部的北川、汶川一带），宋濂于中途死在夔州（今四川奉节一带）。此说更科学。不过当年献诗令上不悦的二人，确实后来都遭祸。
推荐访问:肃清杨信胡福绵对照检查材料 肃清 对照 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