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初期，成人女子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表现为：开始形成新的成人女子教育观，即开始由“贤妻良母”观嬗变为更加重视女子自立自强的“养成完全之人格”和“超级贤母良妻”的教育观；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受教育对象走向平民化；成人女子留学教育兴起并逐渐规范化；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教育目标多元化，教育内容丰富化。与此同时，在成人女子教育中，还存在着在教育观上传统色彩较严重，在职业教育上发展不平衡，在留学教育上发展缓慢，在社会教育上内容仍不够丰富等方面的缺陷。
关键词：民国初期；成人女子教育；教育观；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社会教育
作者简介：胡若雪（1988－），女，重庆北碚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高等教育；邵晓枫（1967－），女，重庆永川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成人高等教育及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９.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５１８（２０１２）２２－００９２－０５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近代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变，新的社会政治形态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形态，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振兴女学。他指出：“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1]，同时“教育上的平等为一切平等的渊源”的思想开启了成人女子教育的新时期。五四运动开始后，女性问题得到关注，妇女解放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女子教育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变革对象，成人女子教育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做较多的研究，但总体上关注的是女子学校教育，对成人女子教育研究有所涉及但不多，更不够系统。因此，本文拟对民国初期，即1912年到1927年间成人女子教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以利于人们了解和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成人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
一、开始形成新的成人女子教育观
民国时期，随着民主革命的开展和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妇女解放问题被提上议程。而教育平等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渊源，只有形成了正确的成人女子教育观，才能促进成人女子的解放。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传统的成人女子教育观，即培养“贤妻良母”型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开始形成新的成人女子教育观。
“贤妻良母”这个观念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对女子身份、行为的要求，自母系社会结束男权文化的家族制度开始便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在先秦时代，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女子对“妇道”的学习，孟子提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为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2]。要求女子温顺、孝顺，以丈夫为依靠。汉代时“三纲五常”的提出形成了封建社会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三从四德”观念则成了女子教育教条。之后刘向所著的《列女传》和班昭所著的《女戒》更加系统阐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夫为妻纲的道理，进一步规定了女子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并将女子言行和思想困在这道德体系之中让她们心甘情愿的成为男子的附庸品。至此，中国女性教育千年一制。直至清末时期，受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思想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女子教育开始走出闺阁。1819年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创办，确立女子教育的教育方针为“中西并重”强调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但教育宗旨仍是围绕妻职和母职，以求达到“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正如《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中指出：“其教育宗旨，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3]。
民国建立初期，虽然由于女权运动的开展，使女子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女子教育的宗旨有所更新，但仍未脱离“贤妻良母”的模式。有学者指出：“女子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为人妻母，为人妻子的责任，就是社会道德的根本任务”[4]。“女子教育，尤需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5]。这在当时的成人女子教育中也非常突出，如成人女子职业教育中女子所学的多为操持家政的知识和技能、成人女子留学教育倾向于选择家政、教育等专业，成人女子社会教育的目的也是为女子学得知识以便更好的教育子女。可以说民初成人女子教育所遵循的还是一种“贤妻良母”教育模式，只不过将现代知识文化和先进科学技能与母职、妻职相联系，以更好的服务丈夫、经营家庭、教育子女。但这样片面宣扬女性为人妻母的职责以致教育不但忽略了女性的个体价值，而且低估了女性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使其仍未完全摆脱“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而不能成为拥有完整个性的人；另一方面将女性禁锢于丈夫和孩子组成的世界，只能体现其对于家庭的价值而无法体现其社会价值。
“五四”以后，以“贤妻良母主义”为宗旨的成人女子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和女子自身解放的要求，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要促进女子自身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蔡元培认为女子教育的宗旨应与男子一样“养成完全之人格”，即让女子接受德、智、体等方面的训练最后达到经济上独立、与男子在职业上平等、参政权同等，这样女子才能拥有完全的人格取得真正的解放。胡适在考察美国后呼吁中国妇女向美国妇女学习并提出“超级贤母良妻观”。胡适对“超级贤母良妻观”的人生观这样解释说：“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6]。所以成人女子教育的目的不是养成贤妻良母，而是成为比贤妻良母更重要的社会人，女子的责任不仅限于家庭而更应为社会服务。成人女子教育要让女子以“自立”精神来辅助“依赖”性格，以“超级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辅助“贤妻良母观”以使女子自立自强。
无论是蔡元培提出的要求女子“养成完全之人格”，还是胡适提出的“超级贤母良妻观”，相比于传统的“贤妻良母观”都更具有进步性。他们看到了女性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看到了女性在促进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强调培养女性的自立、独立和完全人格更好的发挥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二、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开始走向平民化
女子职业教育始于清末，但由于对学生要求严格、收费标准高、学校数量极少并未普及。
1912年4月，民国建立后，蔡元培在《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强调了实利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故亦当务之急者也”[7]。同时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不仅要在男性中开展，更要在女性中开展。“女性同为人类，自应有知识技能，去谋独立生活”[8]。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认识到对成人女子进行职业教育不仅能养成成人女子独立人格和谋生的本领，而且能习得专门之技术提高自身的求生能力和社会地位。随着五四运动开始，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对新式职业人才的要求更进一步推动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即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开始走向平民化。
黄炎培曾说过：“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是着眼于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9]。成人女子职业教育也绝不是为少数服务，要普及成人女子职业教育使其平民化就要做到两点：一是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形式多样化；二是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由城市走向农村，由贵族走向平民。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实业学校令》第一次将女子职业教育纳入学制。1919年教育部《咨各省区为女子中学校可附设简易职业科》中提出“各女子中学校自可酌量地方情形，附设女子简易职业科，以资实用”[10]。许多省立中学纷纷响应号召开办女子职业简易科。如1920年黑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提出：“现拟就女子中学校内添设简易职业一班，择上手工及其他科目，足以谋生活者，短期造就，俾贫寒女子均得养成应用知识技能或于前途不少裨益”[11]。该班以“教授女子实用之技术及必要之学科”为宗旨，招收十四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的家境贫寒女子。1921年江苏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增设甲、乙简易科，其中乙种简易科招收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年大失学且略识文字之女子专习手工。除设置简易科外，江苏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还设有冬季选科夜校以及贫女工厂对成人女子进行职业教育。除了公办学校以外，很多民办机构也为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做出贡献。蔡元培主张“择地创立都市式、乡村式女子职业学校，日、夜、星期职业补习学校，而又须有改良普通教育之准备”[12]。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教育宗旨为“以补习其受义务教育未充之知识，及其所志愿职业之需要技能”，女子无论年龄大小、是否就业均可根据自己职业意愿选择科目。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的出现，由于其时间便利性和覆盖地点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特别是乡村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
虽然这一时期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了一定创新，如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重视校企合作解决成人女子生计问题。但其发展极不平衡且存在一定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对成人女子教育重视不够。虽然教育部呼吁推进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实际上对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课程设置等重视仍不够，真正独立的成人女子职业学校甚少；第二，相比于女子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科目设置单一、修业年限短、就业范围窄。成人女子教育科目设置主要是以刺绣、纺织、缝纫、草编等简易女红为主，修学年限为一年至一年半、学成后多为女工或进行家政工作。造成这一系列原因主要是相比女子职业学校学生，传统上认为成人女子文化程度较低，无法学习高深知识和从事高端职业。这不但低估了成人女子的继续学习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人女子的发展；第三，更多关注的是大龄失学妇女的成人女子入职和职后教育，而忽视了有一定学业基础的从事高端职业的成人女子职后教育。
三、成人女子留学教育兴起，并逐渐规范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国人在接受世界新事物的同时也认识到自身不足。于是清末年间一部分国人留学国外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然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女子留学的人数寥寥可数。直至民国成立后，留学热逐渐兴起，数以千万的爱国青年为求国外高深之术已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纷纷踏出国门开始了留学之旅。在此思潮下，成人女子也积极参加到留学教育中，或为追求自身理想实现自我价值；或以期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改变中国女性面貌；或怀着“教育救国”思想，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女子留学的重要性。当时有学者认为“诚以国内无教授女子高等学问之学校，必须远涉重洋，然后能得相当之学问。或留学日本、或留学美国，盖日本较近，资费较轻，美国虽远，清华学校可以送往也”[13]。至此拉开了成人女子留学的序幕。清末时的女子留学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但到了民初由于政治原因成人女子留学国家主要集中于美国、法国和苏联。
留学美国始于“庚子赔款”，之后得到了一定发展。1914年起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体质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年在二十三岁以内，国学至少有中等毕业程度，英文及科学能直入美国大学校肄业者为合格”[14]。至此间年选派，均定额十名，到1929年为止选派的官费女子留美学生共五十三名。加上女子留学自费生“1914年，共有留美中国学生1300名，其中女生94名，至1916年，留美中国学生有女生159名，1917年增至近二百名”[15]。由梅贻琦、程其保所编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可知，1919—1926年留美人数共2370人，其中女性占278人，占总人数的11.7%。而在这其中，特别是留美自费生中，成人女子占了一定比例。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师杨荫榆在“移家就学”的思想下被教育部派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吴贻芳于1922年留学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留法教育兴起较晚，直至五四运动后才逐渐流行。从1919年到1920年8月止，留法人数共1200余人，其中女性只有21人。她们中大多数都是已就业的成人女子，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心情赴法。“而非勤工不能俭学者约有18人，他们都是国内女子师范学校或中学校毕业生，而又曾历任小学教师，年龄在二十以上，对学术都有深切的希望”[16]。这其中就包括了蔡畅、向警予等，除此之外蔡畅的母亲，年约五十岁的葛建豪也包含其中。此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下形成留学苏俄的热潮。1920年2月，当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即提出拟组织一只留学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认为也可以组织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17]。作为留苏的预备学校，中山大学共招收三期学生，第一、二期有300多人，其中女生约占3/10左右[18]。参与其中的大多为革命女干部，希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回国投入革命斗争的实践。
虽然这一时期的成人女子留学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人数较少且发展速度缓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由于女学才兴、妇女解放运动才拉开序幕，社会观念未能转化，许多人对女子留学抱有怀疑态度；第二，由于时代原因，当时大部分成人女子文化程度较低、外语水平差，难以达到留学预备学校的标准；第三，留学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而女子留学的官费名额较少、对女子要求较高，一般的中产阶级无法支付自费留学的巨额费用。虽然“五四”后 “工读主义”盛行，勤工俭学运动得到大力发展，使一部分贫困女子得以自食其力迈出国门，但也只有少数的成人女子参与，第四，一部分成人女子受家庭羁绊，婚姻、孩子成为其留学阻力。
四、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取得较大发展，教育目的与内容多元丰富
民国初期，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女子学校数量有限，能接受教育的女子比例极小，这造成女子文盲比例大、素质低，从而阻碍了国家发展。为了促进教育平等，达到教育普及的目的，蔡元培主张大力开展社会教育。他认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19]。1919年在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国民教育促进团在上海成立。主张“培养国民道德、爱国精神，实施通俗教育代以学校教育”[20]。由此平民教育引起社会重视，在此背景下女子社会教育也得到大力发展。向警予批判了以前平民教育的笼统性，认为要特地推行“女子平民教育”，即将女子平民教育从笼统的平民教育中划分出来以保证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她在《平民教育中划分女子平民教育之我见》中指出：“所谓平民教育运动，平民一字的意义，当然包含占平民半数的妇女在内”[21]。在此呼吁下，女界联合会、平民女校、女工传习所等各种女子平民教育机构和团体纷纷成立，从而将成人女子社会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目的多元。民国初期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得到广泛关注，在不同思潮的影响下，成人女子社会教育的目的呈现出多样化。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成人女子社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女子独立自主。胡适指出，“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22]。他重视培养女子的“自立”精神，让女子成为独立的“人”，即成人女子能脱离家庭和丈夫的束缚做到思想独立和经济独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则认为成人女子社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妇女革命干部，如其创办的妇女工读学校就是要求学生半工半读，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同时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另一部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怀着“教育救国”的宗旨，把成人女子社会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改良的工具。晏阳初抱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思想，提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23]。认为到乡村中去为农民办教育关系到本固邦宁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在乡村创办了男女高级平民学校及生计巡回学校等专为失学成年男女补习，以攻克农民愚、穷、弱、私等问题让农民摆脱贫困落后进而达到兴复农村、拯救国家的目的。教育与政治总是相互影响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成人女子社会教育目的更多的是体现了建国初期不同派别对国家发展和走向的期望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具体有很强的政治性。
第二，教育内容开始变得丰富。清末民初的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内容主要限于识字，民国以后，在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内容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科设置多样化。如上海平民女校“高级班设有国文、数学、英语、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理化、讲演等课程”[24]，学科的多样化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25]；第二，重视女子生计教育。如天津女界组织的义务平民女校开设了妇女识字班，教育内容包括扫除妇女文盲和授以简单的手工艺，以帮助女性获得谋生能力。再如1919年在北京成立的女子工读互助团。“要求学员每日学习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工作主要从事织袜、小工艺品（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等）、缝纫、刺绣、贩卖书籍”[26]，以期能通过自身努力而达到经济独立；第三，加强女子的思想教育。为了加强妇女的思想教育促进其思想解放，知识女性组织了各种妇女团体，主要包括教育研究团体、促进男女平权团体、争取女子参政权团体等。这些妇女团体在推进女子教育发展，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普及女子学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定期举行讲演通过对妇女日常生活问题进行讨论，进而提高其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从而转变思想。除此之外，一些报刊杂志如《妇女杂志》、《新妇女》、《妇女声》等为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时期的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内容虽然开始变得丰富，但识字仍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生计教育、思想教育、科学教育仅仅是扫盲教育的衍生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这是根据当时国情制定的，但要成人女子获得自身解放、取得男女平等仅依靠识字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识字教育、生计教育、思想教育、科学教育齐头并进。识字教育是基础，有了一定文化知识的保障才能更好的追求自我解放；生计教育是前提，女子独立的关键是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自力更生才能真正脱离父权、夫权的束缚；思想教育是关键，只有思想上的解放才能带动行动上的解放；科学教育是升华，是女子突破自身束缚获取新人生的武器。
综上所述，民国初期的成人女子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教育宗旨开始突破“贤妻良母观”而更加强调女性的自立自强和社会价值；成人女子职业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开始走向平民化和更加重视女子个性的发展；成人女子留学教育逐渐兴起并逐渐规范化；成人女子社会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教育目的多元，办学形式多样、教学内容丰富。虽然从总体上看当时社会对成人女子教育仍不够重视，且在成人女子教育宗旨、成人女子职业教育、留学及社会教育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也为以后的成人女子教育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357.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140-141.
[3][2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89:299.
[4]姜伟堂，刘宁元.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618.
[5][16][20][25][26]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494:476:478:479:480.
[6]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第5卷第3号）[J].上海：群益书社，1918（9）.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G].江苏：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版，1991:16-17.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卷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57.
[9]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154.
[10][11]居鑫，童福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G].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200.
[12]宋学勤.简论蔡元培职业教育思想[J].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5）.
[13]张承荫.论北京宜速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必要.都市教育[J].1915(21).
[14]刘真，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三册[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1045.
[15]留美中国学生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J].北京：商务印书管，1917.
[16][20][25][26]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史，1995:476:478:479:480.
[17][18]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163:170.
[19]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M].北京：新潮社，1920:24.
[2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53—254.
[23]姜荣耀.试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点[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1）.
[24]李宁宁.民国时期女子社会教育发展历程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9.
责任编辑 王春桂